不得已，可列入第三条优恤款内。于五万圆外，增添若干。因以前次舟内，与竹添进一郎笔谈示之。第五条，旷地闲行，无碍其事，惟贵国民心不靖，宜限以数年后，再为举行。至咸兴大邱开市，则为陆地通商，决不可为日人开端。杨花津虽属汉江埠头，惟以逼近王京，若许以通商，不识有无流弊？第六条，公使领事游历内地，原属至法，惟大乱初定，以后公使等欲往内地游历，必先知会地方官方可。第七条，京内长置大队，万不可许。至该公使为保身之计，随带若干兵卉，在馆内驻扎，尚无不可，惟不宜列入款内。至遣使至日廷慰问，似亦无所不可，惟宜与花房言明，日廷亦当有国书，由彼赉呈国王，以慰恤王妃相臣之难。如是，则彼此相慰，乃于国体无碍。盖朝鲜既无驻日使臣，特地派人慰问，亦不为过。此数条若能办到，尚属于情理无悖，惟措辞之间，宜以直捷了当为妙。可许者，则立地许之，不可许者，则坚执不许。隐示以既有可恃，不足深畏之意，彼外屈于公义，内怯于我国，谅可不至始终决裂也。”）令回呈国王，先决可否，然后交二使仿行。金曰：“日间所教，间有未明，恤银五万圆，而添以兵备之费宜若干？”忠曰：“日本兵舰原有常费，陆兵亦有定饷，调集来此，不过稍加运费，若与恤银统算在内，不过十万圆足矣。若贵国国帑可支，则宜一齐交付，以免日后生息之累；若无力齐付，则可摊作几年，仆想花房亦不至以全付相强也。”金曰：“杨花津开埠可许乎？”忠曰：“若无大弊，何妨许之。仁川已开口岸，杨花津亦不过销仁川出入之货，其实非于仁川外另开一口；况杨花津亦属水路通商，与已开口岸尚属一例，非若大邱咸兴等地，复滋陆路通商之流弊也，惟议事之时，先可一概不许，必不得已，则可许杨花津通市，而不给兵备之费，挹彼注兹，未始非计。”旋以舟中与竹添进一笔谈示之。三点钟，上将军李载冕来，询应不归事，曲谕遣之。昨应孑身就道，至是国王遣送行装仆从登舟。其犹子载元亦从往省视，乞致书丁军门，为之先容，因泐数行付之。发上傅相振帅禀函各二件，禀傅相云：“忠于十二日归自仁川，丁提督亦于是日率舟师百人偕筱帅大军驰至，筱帅军城外。丁提督入居南别宫，与忠互相计议，以我军分布各处，均有朝鲜官员接待，时与笔谈，人既益多，语难尽慎，稍延时日，惧有漏泄。且日兵已尽出城，使于此时举事，可无虑其搀越，事机所在，断难迟疑。因拟翌午邀同筱帅往拜是应，俟其出城报谒，即就军中拘送登舟。一面出示宣布中朝德意，令军民毋容惊扰，即彼时乱党稍有蠢动，而首领既去，胁从易解，似不至或有巨变。议定，即夤夜出城，将此意商之筱帅，筱帅之意，谓：‘宜先修外交，后除内乱。’忠当谓：‘朝廷为朝鲜主持外交者，所以扶持国王也，今者应专权，国王守府，设于此与日人定议，微论其议难定，就令能定，是助应，非助国王也，其失体殊甚。今日之事，宜先除内乱为是。’筱帅闻此，乃始毅然允行。于是，次日午后，忠与丁提督皆先集城外。无何，应来营，爰诱与笔谈，延至日暮，先令收其护从，然后勒令就道。计王京至南阳海口，相距百五十里，途中惧有疏虞，丁提督因自率小队护送登舟。忠以访闻王京城东，有居民数千均系乱党，拟留南别宫，就近查拿渠魁，冀渐解散，筱师仍驻城外，以资镇压。顾惟应倡乱，窃权罪诚不赦，然究于国王有父子之亲，设竟惩之以法，则国王将无以自处，脱令仍居国中，则乱萌又或再起。莫若仍照宪台始议，将应羁留中国，令其富贵以终，则庶几恩义两全。已禀商振宪，乞奏请将应安置中国，第反正以后，其国王必益图振作，再造之局，微宪台谁与主持。况日人狡诈多端，要求无厌，忠以菲材从事，倘复罔所秉承，深惧贻羞陨越。伏望俯念时艰，出而视事，则朝鲜幸甚！大局幸甚！”禀振帅云：“自去月二十八日肃禀由丁提督寄呈后，次日，日使花房义质亦至，其轮舰先后来集者，共有七艘，载兵千数百人。花房即拟进营汉城，建忠设法延宕，至初三日乃始入京，建忠即欲相继而去，而我军未至，随从无人，孑身孤往，微特乱党可虑，且亦恐为日人所轻。乃仍留舟中静候，并乘间续侦起乱情形，大率均与前禀吻合。初建忠欲诱应来舟，谓花房勒兵入京，蹂躏必甚，若太公来仁川与议，则其行可止。于是应乃于三十日派赵宁夏、金宏集驰至，附书称：‘内乱未定，不得跬步离汉城，谨遣二人前来，丐建忠速为排解。’云云。宁夏等来舟相见，谓：‘初九日之变，仅而得免，刻下祸且未已，愿以性命相托。’遂共留花岛不去，凡笔谈之稍有关系者，均即扯去。初五日，移碇南阳海口，赵金亦登舟以从。南阳在仁川西百二十里，以前与丁提督约我军来渡，改于其处登岸，庶免与日兵纠葛，故先期往待。初七日筱帅及丁提督率师驶至，接读宪台函札各件，旋议进兵，以花房入京已久，不知办理何似，愿请先往，筱帅督大军继至，丁提督部署舟师，未克同行，筱帅因派右营管带吴总兵兆有与偕，甫至南阳，以军士多病，弗克前进，而应方寓书敦促，谓：‘日使列款七条，限期三日，欲建忠速往代筹。’筱帅闻之，复改派后营张副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