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下，未有能及之者。而柳开、穆修、郑条之徒，虽称复古，而犹未至焉者也。师鲁之文，旧传二十七卷，以知之者少，久无刻本，故脱谬尤多。陈君初藏有钞本《河南集》，既又得葛氏不全本，以辨其同异。最后闻同里吴君伊仲有善本，从而改定之。其犹有未当者，则博考他书以正之，然后师鲁之文始完。噫！师鲁以平生忠义之节，适遭谗谤而卒以贬死，其所为文章，议论有识略，当时所称欧尹者也，是宜可以信后而及远。而元明以来，学者皆不甚称道之，至于今，遂不复知有师鲁之文矣。夫《六艺》残缺，赖后儒间出收拾补缀，得以相保。况乎古人之文，显晦有时，其不为后世所乱者几何也。独陈君于师鲁之文能自得所好，而用力之勤如是，余因为之叹息，知师鲁之文，将由是可以信后而及远，盖发自陈君始也。」云云。文见《校经草庐文集》。无锡秦凌沧侍郎瀛复序云：「古今来文字之传与不传，视乎其文，而其间亦有幸有不幸焉。李习之之文亚于昌黎，而文之传于今者，仅一十八卷。河南先生之文，范文正称其辞约理精，欧阳公铭先生墓，亦称其文简而有法，而今人但知有欧阳公之文，鲜有道及河南先生者。即当时文正序其文，尝索而类之，亦无刊本，传于后世。乌乎！古君子不遇于时，而文之显晦亦有数存，是可慨已。长洲陈君贞白治古文，酷嗜先生文，因取世所传钞本，并家藏本及他氏所藏本，采T校正，凡二十七卷，阅数年而后卒业。将刻之以广其传，而属余序之。余读先生文，高简质实，诚有如范、欧阳之所称者。质与文互胜，而质乃文之干，质有余者不受饰，文之至者辞不繁，如治金锡，必矿去而光润生，其先生之文与。夫北宋古文之学，倡自柳仲涂，曩者余尝序仲涂文矣。仲涂之为古文，在穆伯长之先，而先生亦实先于欧阳公。伯长之文，不必似仲涂，欧阳公之文，亦不必同于先生。惟师友之间，同为古文，而文不必同，犹之习之学于昌黎，而文未尝袭昌黎，此所以为古人之文也。今人则不然，各师一家而不能自胜，其异乎己者辄訾之，而文之真不存焉。王渔洋尚书跋先生集，仅有钞本。贞白学优而位卑，年五十余，尚困于下僚。顾自先生没，阅七百余年，而贞白犹刻先生集以传，显晦固有时，亦不可谓非先生之幸也已。」云云。文见《小岘山人续文集》。又并见本集。声木谨案：河南尹师鲁舍人洙，于北宋初，亦以古文负盛名。当时[文学]固在庐陵欧阳文忠公修之先，名亦出文忠之右。自文忠文盛行，舍人文学转为所掩。《四库全书提要》称其文具有原本，古峭劲洁，继柳开、穆修之后，一挽五季浮靡之习，尤卓然可以自传，云云，洵属确论。惟千年以来，文集久掩，不特无人诵习，其见于各家藏书目者亦甚稀。明府独能笃好遗文，表扬先矗重为刊行，世人始得见其集，可谓舍人千古第一知己。厥后，巴陵方柳桥太守功惠，编辑三宋人集，内有舍人《河南集》，光绪庚辰□月，韩江自刊本。涡阳袁杏南中丞大化，于宣统二年，复有排印本。《四部丛刊》内，又有影印春岑阁钞本。百余年间，已有四刊本，非明府提倡校刊之功，曷克臻此。明府刊本，称胥台陈氏刊本。后三本，余已著录于《苌楚斋书目》中矣。
刘蓉论文并续论称名之异
湘乡刘孟容中丞蓉《复吴南屏学博书》中有云：「其论近世文派，以文必古于辞，则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时宗派之示。」又曰：「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为门户涂辙，而可自远于古人者。卓识伟论，足破时流之惑，惟讥贬姚姬传氏，至比诸江西诗派之吕居仁，则似稍失平允。居仁之诗，殆尚未涉后山藩篱，无论山谷，而其图云尔者，直欲依托门墙，以自标异而已。姚氏于古文，自汉唐以来诸家，实尝究其源流，窥其奥妙，而深味其甘苦曲折之故，评量论衡，往往当于人心。及其自为，虽未能尽如所云，然渊懿雅洁，高者亦往往入古作者之林，非居仁依草附木者之比也。弟尝谓本朝文家，如方望溪氏，经术湛深，发为文章，特具肃穆之气，栗然如不可犯，乃其所自得于古者。姚氏根柢稍薄，晚岁颇耽禅说，然善持论，扬榷古今，如商彝周鼎，贝玉珠玑，璀璨满目，良贾者次第品题，不差铢两。当乾隆中叶，考据风行，鼓荡海内，几欲摈绝宋贤，别树汉学之帜。姚氏独倡言排之，不激不随，卓然大雅，彼岂无得而然者。如江河然，方氏浚其源，姚氏承其流，扬其波，故天下论文章者必归桐城，非尽出于私好也。近世宗桐城者承其绪论，乃不复求诸三代两汉，而惟宗派之云。甚者至谓句法之短长伸缩，声音之抗坠疾徐，皆有一定绳尺，如词曲之有谱然，寻声逐影，良可厌薄。曩岁备藩巴蜀，新城陈君懿叔客幕中O年，每与论文，好举桐城，由方姚以溯归氏，上及八家。他日见所为《遵义唐公事状》或称『公』，或举其字，或书其名。其它作，或自署名曰『学受』，或去『学』而称『受』，或称『陈受』。怪而问之，则曰：『于彼于此，音节各有所谐，盖归氏之法云尔。』仆大笑之，谓：『昔孟子讥告子戕贼人以为仁义，君乃欲戕贼人以为文章乎。』此虽一时戏言，然流弊之极至此，真文字之大鲆印Ｖ词录ケ嵋κ希殆亦有鉴于此，非姚氏之过，学姚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