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章制，不得向民人乱征，使民无适从，又不可稽查时故意欺肆，妄行恫喝，与民为难。所言征税，皆其产利之税也，如家产之租利及辛俸来修是也。至其本钱则不能征，若用此法，则久之必至罄其家产归之征纳而后已也。凡征税不可扰害民人事业恒产，亦不可扰乱国内之贸易。
又征税不可过重，但令敷国用而上，如国用忽然加增，则税项亦将加重，然亦不可任意将各项加增，故须预定其征纳之事物何者易于加增而后为常征之物，以便国用忽增之时而加重之也。不然，则任意加增，如忽增米税糖税，则米与糖必贵，天下贫者多富者少，小民食力何以聊生？
而闾阎因之不便矣。故孟德斯鸠学日定租税之纲领，须通国人之财产而分为三；一日国人所不可一日无者；二日国人有之得藉此以图利者；三日即国人有之亦不必有益于国人者。第一则为政府者决不得而税之，第二则不妨税，第三则税之不妨稍重。近日租税之法，英国最为适中，略计贫人财产之额而免其租税，若无益之物则较有益之物料税更重，租税之法莫善于此。
查嘉庆年间，英法常有战事，国用糜费无常，度支短绌，故英人于国内无论何物概行征税，课法重而又重。然百姓虽苦而不敢抗捐者，以国家出入公而官无私弊，凡酌捐之数皆由下议院公议批允而后饬行也。
银行
天下之财莫善于流，莫不善于壅滞，财流通日见有余，已与人两得其利，财壅滞时虞不足，自谓利于已而不利于人，其实亦不利于已。有之日：“惟圣人能以美利利天下。”可知利于已而不能利于人与利于民而不能利于国者，均非美利也。
自华洋互市以来，中国金钱日流于外，有心世道者咸思仿行西法以挽回补救之，而无如逐末忘本，得皮毛遣精髓者比比然也。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为财源而维大局。
兹略举其利民利国之大要言之：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上下远近声气相通，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其便一；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其便二；国家有军务赈务缓急之需，随时通融，咄嗟立办，其便三；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其便四；国家借款重叠，即或支应不敷，可以他处汇通，无须关票作押，以全国体，其便五；国中各殷实行家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窒碍，银行可力为转移，不至贩坏市面，商务藉可扩充，其便六；各省公寄存银行，需用之时支应与存库无异，而岁时入息仍归公项，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盘算，其便七；官积清俸，民蓄辛赀，存款生息，断无他虑，其便八；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司动为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银根短绌，可藉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其便十。
有此种种便益，是民生国计所交相倚赖者也。况银行获利之丰更有可得而言者：中国银行钱庄资本不过数万，开拓场面，联络声气，能者可岁获余利二三万金，银行资本既雄，流通中外，其获利之可知者一也；殷商富户银行存项例定一年期者息五厘，半年期者息四厘，三月期者息三厘，时有往来者息二厘，若转放各处则七厘一分，等不到即取回者无息，其获利之可知者二也，外国存款甚多，不过三四厘息，遇有要需均可互相补救，其获利之可知者二也；银行钞票通行市面百数十万，视若现银不费来源之息而得无本之利，其获利之可知者四也；提单票来自远方，见票一二月利息连汇水统收，其未到期还银者，回头息只付一半，其获利之可知者五也；汇票押款过期一日仍作一月计算，其获利之可知者六也；银行所置之铁门石栈，堆放所押货物，计出栈租火险其费视他业甚廉，其获利之可知者七也；况银行生意较别项尤为稳当，只有汇票及押款押票而已，即钱庄借银必用殷实庄票，限期不过数天，押款必须的实照市价七折至五折为限，不论何处汇票先收银而后付票一事事踏实，处处认真，其获利之可知者八也。便于人者如此其多，获于己者如此其厚，所谓以美利利天下者，莫要于斯矣。
泰西有官银行商银行，又能贫民银行，系官绅商乐善为怀，特设为贫民存款，代为支放月给利息起见。或设于各商埠，或设于各村乡，若水手银行则设于各兵船或陆路屯防之所。因负贩之辈利逐蝇头，信手得钱，恐易挥霍，其荷戈执戟者买醉赌钱，罄囊尤易。
今将手中所蓄存之银行，积少成多，可为防贫之计，便民之法周矣。今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并设之汇丰银行，亦仿其美意增立新章，代贫民收储，银洋由一元至百元皆可代为收存，每人积至五千元为限，每元岁给息三厘半，随时可以提用，诚便民良法。惟一月之是存银者以百元为率，百元之外例归入下月，一年以一千二百元为度，满五千元则归并大数，不在零存之数。息银则以三厘半按月计算，以本月所存最少之数为准。譬如月头存入百元，越数日支取六十元，则止存四十元，月底或又存三十元二十元，虽并存有八十元或九十元，而计息仍照四十元结算，此则银行之于中取利也。然此原不足为银引漏也，盖人向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