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难，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后复事太宗，亦受命于高祖也。若是，则二子非不能仇太宗，亦不当仇太宗，但失于不请不能辅导失职之罪耳。愚谓斯言辩则辩矣，无乃启后世反复不忠之乱乎？夫臣之事君，犹妇之事夫也。王、魏受高祖之命为东宫之臣，亦犹父择妇以配子也。岂有人杀其夫而为之妇者反俯首以从之乎？由是观之，尹说之谬不辩而明矣。《宋鉴》辽汉会师侵周，周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帅师御之，胤至陈桥为众拥立而还。今考《辽史》，是年，首书宋太祖废其主宗训而自立，无出师会北汉伐周事。近故侍讲永新刘定之，以为此盖宋太祖欲迫恭帝禅位，周之时相欲图策立之功，故为此声以骇寡母孤儿，借兵力以成宋事耳。此说是也。先儒又谓宋太祖之取天下出于无心，其保天下出于有意，此言亦未尽也。宋之取天下，与梁、晋、周无异，但不至于已甚焉耳。所谓以逆取之，以顺守之者，其历年三百，宜哉！
蔡卞请重神宗实录，从之。尝闻史者录实事而善恶是非具见，其所系亦重矣！孟子曰：「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熙丰之朝，君则偏听独任，相则浅狭执拗，自是君臣上下皆无可称之善矣。蔡卞欲讳其妇翁之恶，请重修神宗实录，哲宗感其说而从之，盖恐范祖禹、黄庭坚诸人私有损益于其中，而是非善恶不得其实，故也。殊不知天下有公是公非，有非语言文字可得而变移黑白者，其用心亦误矣。其后，蔡绦所著《铁围山丛谈》，所纪多汴京末事，且谆谆为其父讳，岂非卞有以启之乎？
宋《南渡录》所纪徽钦二帝北狩之事，细征曲折，靡不周备。此盖当时山林疏弃之士传闻编录，遣辞之际，妄为增损，暴扬太过，不可信以为实也。其间如圣僧献茶，天罗王不免马足之厄之说，奔窜困踣、求衣觅食之事，间关道途数千里之远，夷狄之人不谙文字，中国之臣又无在者，孰从而记之。刘氏《宋论》亦谓粘罕腹下有瘢，类太祖殂时之状，故入汴之时，尽取太宗子孙以去，人谓太祖复生以报冤。吾于此皆未敢信其必然，但其说可为后世之鉴诫，故用表而出之。
《三略》曰：「务广地者，荒。贪人之有者，亡使徽宗不助女真夹攻灭辽，则我犹有一藩篱也。靖康之祸，虽曰天命素定，亦由人为有以致之，观程史所载燕山先见之说，能不为慨叹乎？
《金史．文艺传》，蔡松年言利兴党，诬杀田，而赞乃谓之文，不能掩其所短。愚谓言者行之表，无行之人，其言未能中法度而有条理也。今松年之心术行事如此，文辞虽美，奚足尚哉？又谓李纯甫知道，今考其始末，无异晋之阮毕之流，晚年用力佛老之学，而著书皆祖其意，至以孔、孟、老庄同称为圣人，则纯甫之沉溺异端深矣！知道者固如是乎？又谓李汾狂气，今观汾虽有文学，可谓不知命者。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荣辱得丧皆听于天，而无较计于利害之私。今汾仕而不达，动辄尤人，狂疏无忌，卒以不得其死，宜也。《隋书》刘焯、刘炫传，赞有曰：「天之于人，常与者聪明，而不与者贵仕。焯、炫其如命何？」吾于李汾亦云。
《方技传》刘完素、张从正皆以医名世。完素用药多寒凉，其法专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治疾多效。从正则熟汗、吐、下三法，用药如完素而少变之，亦多奇验。今观二子所著《原病式》、《儒门事亲》等书，各有的见，可与丹溪朱子《格致余论》参互而用，信知医矣。其术之精微变化，亦必自有传授，后人不得其秘，拘泥纸上语而用之，鲜不误矣。此又学医者所宜察也。
金末有完颜陈和尚者，一时骁将也。当蒙古初入中原之时，三战三捷，北兵为之夺气。本传止言其梗概，而不纪其克敌制胜之详，史修于元，岂有所讳耶？
《宋鉴》言秦桧将终，犹起大狱，恶张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异己，谋欲杀之，会桧死，乃免。论者以为出于一时之幸，使桧不死，则诸贤危矣。是不然。夫人之生死有命在天，非智力术数可得而谋也。诸贤无致死之道，使桧不死，亦未必能杀也。昔公孙弘挤董仲舒相胶西，卢杞使颜真卿谕李希烈，李逢吉遣韩愈如镇叔，吕夷简诱富弼往契丹，盖皆欲致之死地，其后三子皆免，而真卿独死，由是观之，人之生死岂不有命，而小人轩然自以为得计，不已谬乎？或曰，如子言，则汉末诸贤死于党锢者，皆果有致死之道乎？是又不然。古之君子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若李膺、范滂之徒，则不知时势者也。邦无道，危行言孙。王昏政乱，奸邪横行，欲以口舌救之，无益于君，而甘就诛戮，其与宋之诸贤所遇之时有不同矣。盖天下之事有常有变，机会之至有缓有急，君子不幸而遇祸难，虽不苟生以幸免，亦必先觉其未发而有道以处之，如邵伯温所谓权轻重，死于所当死，可也。祸已迫，而如杨雄、杨亿之所为，则为后人之所笑矣，又奚足道哉？
张衡《灵宪》曰：「星也者，体生于地，精仲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张子曰：「五纬，五行之精气也。」朱子曰：「五星皆是地、木火、金、水、土之气上结而成。」严思善曰：「山川之精气上为列星。」今按诸家皆以星宿为地二五之精气上结成象于天者，诚为不易之论。又按临川吴氏言天开五千四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