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传道之士、旅处之官，苟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此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乃发自忠君爱国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故通商内地则可不争，而额外权利则必屡争而不一争，此所谓争其所当争也，公也、直也。又往者领事一官，虽与我府道并行，而一旦龃龉，亦得调遣兵舶，权宜从事，此通商口岸办理洋务者所以益形掣肘也。今我朝廷已准英使所请，增埠各口，盖以见中国并无自域之心，而深具柔远睦邻之意。彼于增埠之后，而请减厘金，盖欲以加惠于商人，中朝亦不能不许，我朝廷于是亦酌加税项，因时制宜，以示一朝之规制。盖加税一款，乃我国家自有之权，或加或减，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强与我争也。于是宜与者与之，宜取者取之，此中具有权衡，我朝之从容驾驭，不远出于寻常万万哉？夫我中国不能以有益者尽与英人，犹英国不能以有益者悉畀我中朝也，去取之间，盖在当轴者明其公私曲直而已。
卷四
西人渐忌华商
自泰西诸国与我中朝通商立约以来，三十余年间，贸易场中前后情形迥尔不同。前日之为洋商者，拥厚赀，居奇货，志高气豪，非重酬巨款，不足以入其目，动其心，几有俯视一切之概。今则争利者日多，趋利者日众，船舶之价日贬，运载之费日减，西来一切货物日渐薄劣，而其值较之于前亦少四五倍，锥刀之末，无不群焉赴之，如蚁之附膻、蝇之慕腥，而举止气焰亦似不若从前之倨侮矣。列国中以英人最工心计，商贾之迹几遍天下，而其高视阔步，轻蔑肆傲，每不足以服人。日耳曼人出而一反其所为，渐能与华商浃洽，贸易所至，未尝不夺英人之利薮，不知此犹浅焉者也。今日英人之所忌者，盖在华商耳。昔之华商多仰西人之鼻息，即有赀本，每苦于门径未稔，无从可入，往往观望不前，苟且自域，惟有听西商之指挥而已。故昔者西商行贾于中国，事事与华商争利，非谓华商尽无所利也，华商之利小而西商之利大也。华商本轻而利薄，舟不能冲涉波涛，货不能挽输远近，其在洋务中者，每事无不藉手于西商，而运货之费、保险之值已至不赀，适为西商增其利益而已，华商所赢无几也。今则不然，自轮船招商局启江海运载，渐与西商争衡，而又自设保险公司，使利不至于外溢，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即如香港一隅，购米于安南、暹罗，悉系华商为之，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商渐起而预其间，其人既能耐劳苦，工值又廉，东南洋一带华人与华人声气相通，帆樯往来，经旬可达，而西商贸易日见其淡矣。此其故，西商口不能言，而心实知之。数年来，港中洋行渐改为华房，而岁有数家闭歇者，折阅之事亦复层见叠出，岂昔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故能操奇致赢欤？今日事事不逮从前欤？以我观之，榷算之工、运筹之密、心思之巧、智虑之精，今固无异乎昔也，而所以有赢绌之分、厚薄之别者，则以利权不能独擅，利源有所潜夺也。推原其故，盖有二端，一则分之于各埠，一则分之于华商。试观道光中叶，为洋务者无不起家巨亿，而洋行之富甲于王侯，粤东一隅之旺，无以复埒。逮乎五口通商，余皆平等，而上海独为巨擘，粤东洋务自此而衰。及至新增各口，地方愈为辽阔，来者日以繁盛，然交易货物止有此数，温、琼等处去者寥寥，恒有经月而未见一舟者，关吏惟有饱食酣眠而已，此增埠之无益于通商也明矣。今西商亦有渐悟其非策者，然势不能骤改也。何则？众进亦进，众退亦退，英在此时已渐为他国所牵掣，断难以一己而违众人，亦惟有有进而无退而已。华商分西商之利，要不过在近今八九年中耳，而西商已不能支，忌嫉之心，渐形于色。即如港中华商蒸蒸日上，衣冠礼义轶于前时，而西商意存轻藐，常有抑而下之之心，每议阖港之事关于众人者，华商辄不得预其列。其心以为权由我操，则庶得张弛如志耳，否则彼将议我之后矣。盖其所以憎及华商者，不在予以虚名而在分其实利，其必然不欲华商与之齐驱并驾者，特恐虚名实利一并归之，从此益得与之争衡耳。然吾知不三十年间，华商所至愈远，其利渐溥。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之外而自足。在彼者，呢布为大宗，我自能仿效；在我者，丝茶为巨项，我亦可捆载以前往。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
旺贸易不在增埠
呜呼！吾窃谓英人增埠之计左也。四十年前，英人通商不过在粤东省垣，而洋货腾贵百倍于今，华人之居间售货者，亦目为洋商，其富率数千万，英商来者，无不获利以去。道光二十二年，准畀五口通商，上海最为雄镇，懋迁之利独溥，而粤东贸易则大不如前。何则？盈于此者绌于彼，盛于此者衰于彼，消长之道然也。同治初元，增开八埠，而汉口最当南北之要冲，往来之孔道，地势适居厥中，为自古商贩者操奇致赢之地，以英人往与互市，当必利薮独擅。孰知兵燹频经，元气不复，时运转移，地道变迁，遽形今昔之不同，良可叹也。今所开十余埠中，究以上海最为富饶，商舶贾，远近毕集，a_之盛，天下所未有。然而迩年来，犹且货物滞消，居奇折阅，中外巨商无不外强而中槁。以是言之，懋迁如是其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