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综其数，是也。黄帝曰；“水数六，火数七，木数八，金数九，土数五。”水火木金皆以成数，土独以生数，而不言十者，土不独居成数也。又曰：“五运之复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土常以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皆不言十焉。呜呼，可谓妙矣！《易》之坤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作《易》者其知之矣。九宫之数盖出于此。孰谓黄帝之书为出于战国之伪而独为医家之用也哉？《月令》言四时之数，春曰八，夏曰七，秋曰九，冬曰六，皆举成数，而中央独曰其数五。扬雄为《太玄》，亦以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二七为火，一六为水，兼具生成之数，而五五为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盖不可名言也。其法本于自然而发见于黄帝之书与九宫之说。汉儒欺世，窃以为自得之学，而学者不悟也。
《易》之为书，虽不可为典要，然圣人大概示人以阴阳柔刚消息盈虚之理，进退存亡吉凶悔吝之义，虽穷万物之变，要不失其正而已。若夫至数之要，神妙不测者，圣人盖难言之也。后世之士不务守经合道而好论其变化，渺茫不见涯诶，广著图象，远征亿万不可名言无所致诘之数，以为自得之学，致使俗儒妄讥，竞为艰深之说。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变，不知其体而曰我知其用，既以自欺，又以欺世，为害滋多。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间；自开辟以来，其相生相克以为人地万物四时之用，其功与天地日月并矣。邵尧夫非不知数，然其说以谓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于土，金生于石，勿论也。夫五物者，经世之用，纪岁时、行气运，其来久矣，不可阙一也。今加以本无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可乎？又石岂不生于土乎？如用邵说，则黄帝岐伯之书与洪范九畴之大法皆可废也，又可乎？盖自汉京房、焦贡之学流于驳杂，而扬雄又以四为数，其弊久矣。要之守道笃志之士，不当务多岐以迷大道，尚奇说以叛正经。若真积力久至于大而化之之圣，圣而不可测知之神之地，固自得之于心，岂肯形之于说？况又非说之所能发明也。昔释氏有法常者，得法于道一师。或问常何所得，常曰：“吾师教我以即心是佛”。或曰：“一师近日佛法又不同，乃云非心非佛”。常曰：“此老惑乱于人未止也。任汝非心非佛，我但即心即佛耳。”道一闻而肯之。夫士之本无所得，又无所守，而随世谬悠，有不愧于法常者乎？
阴阳之气专，则生化之理灭。故至阳之中必有阴，而至阴之中必有阳，至其极则相生。离为火，而中画阴也；坎为水，而中画阳也。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天地之至理也。
《易》曰：“知几其神。”此盖圣人不言之妙，而扬雄言：“先知其几于神。”或问“先知”，曰：“不知。”是真不知也，子云之自欺如此。
卦终于《未济》，何也？天下之事无终穷也，而道亦无尽也，若以《既济》而终，则万法断灭，天人之道泯矣。黄帝书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浮屠所谓不住无为、不断有为者，是也。
《易》者，圣人所以究天人之际，乐性命之理，而忘其涉世之忧患也。
天下事有病弊难革，思虑未至，极力穷究，奸蠹随生其间。忽有晓悟，得其要害，就以立法，不惟救弊于一时，而又可以通行于久远。如贾生分封诸侯王子弟是也。事有微而相类者。国朝三岁发解进士，率以秋季引试，初无定日。举子奸计，多占邻近户籍，至有三数处冒试者，冀于多试之中，必有一得，以致争讼纷然。有司多端禁止，率不能革。绍兴中，或有建请令天下诸州科场并用八月一日锁院，十五日引试，后期者勿问。不劳施为，无所烦扰，而百年之弊一朝尽去，更无巧伪可以破坏成法者，亦一奇也。故天下事不可与争，争而得，后必有变。静听而不争，至于无所受过患之地，自然帖伏。
●卷二
冬日至阳之进也，夏日至阴之进也，故于文为 □。 □者进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晋，省文从便也。
万物之成坏，无巨细皆有数存焉。一尘之微，一瞬之顷，不差也。梁任鸫笸四年七月于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莫能辩者。鹬五世孙升之以授郑钦说，乃悟卜宅者葬之岁月日辰而识其墓地，殆无一字闲设，又毫厘不差也。唐刘遵古大和中节度东川，借人书千余编，忽一旦涪水大泛，书尽濡湿，方曝之，得《易》一册，题云：“上元岁阅此，从兹易号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飘溺。”衡阳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召宾客示之，有掌书记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号；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然则万物之不能逃于至数也，久矣。虽天地日月山河至于虚空冥冥有不免焉，而不闻大道者乃欲以智计力取分外之事，岂不愚哉？
物之成坏皆寓乎数，知数者以数知之，知道者以道知之。物不能离乎数，数不能离于道，以数和之则通矣，以道知之则玄矣。圣人未尝以是语人也，可以语人者，数而已矣。战国时多知数者，如樗里子之徒是也。
神宗皇帝御经筵，时方讲《周官》，从容问“面朝后市何义？”侍讲官以王氏《新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