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王者兴，当封前二代子孙以大国，为二王后，并当代之王为三王，又推其前五代为五帝，封其后以小国，又推其前为九皇，封其后为附庸，又其前则为民，殷周以上皆然，然则有继周而王者，当封殷周为二王后，改号夏禹为帝，春秋王于鲁，为继周者立法，当封夏之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封周之后为二王后，故曰绌周，此本推迁之次应然，春秋存三统，实原于古制，逮汉以后，不更循此推迁之次，人但习见周一代之制，遂以五帝三王为一定之号，于是尚书不传舜乃称王，解者不得其说，周礼先后郑注引九皇六十四民，疏家不能证明，盖古义之湮晦久矣，晋王接，宋苏轼陈振孙，皆疑黜周王鲁，公羊无明文，以何休为公羊罪人，不知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公羊传虽无明文，董子与胡毋生同时，其著书在公羊初著竹帛之时，必是先师口传大义，据其书可知古时五帝三王，并无一定，犹亲庙之祧迁，后世古制不行，人遂不得其说，学者试取董书三代改制质文篇，深思而熟读之，乃知春秋损益四代，立一王之法，其制度纤悉具备，诚非空言义理者所能解也。
论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当竞争之时尤当讲明春秋之旨
三科惟张三世之义，明见于公羊传，隐元年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解诂曰，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与董子书略同，皆以三世为孔子之三世，据此是知春秋是孔子之书，张三世之义，虽比存三统异外内为易解，然非灼知春秋是孔子作，必不信张三世之义，而春秋书法详略远近，皆不得其解矣，张三世有二说，颜安乐以为从襄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即为所见之世，演孔图云，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也，颜氏分张二公而使两属，何劭公以为任意，二说小异，而以三世为孔子三世则同，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隐元羊解诂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锡瑞案春秋有攘夷之义，有不攘夷之义，以攘夷为春秋义者，但见宣十一年，晋侯会狄于攒函，解诂有殊夷狄之文，成十五年，叔孙侨如等会吴于钟离，传有曷为殊会吴外吴也之文，不知宣成皆所闻世，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若所见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晋侯执戎曼子赤归于楚，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夷狄进至于爵，与诸夏同，无外内之异矣，外内无异，是不必攘，远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圣人心同天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必无因其种族不同，而有歧视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时世界程度，尚未进于太平，夷狄亦未进化，引而内之，恐其侵扰，故夫子称齐桓管仲之功，有被发左衽之惧，以其能攘夷狄，救中国，而特笔褒予之，然则以春秋为攘夷，圣人非无此意，特是升平主义，而非太平主义，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拨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异外内，故董子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远，由其国而诸夏而夷狄，以渐进于大同，正如由修身而齐家而治国，以渐至平天下，进化有先后，书法有详略，其理本极平常，且春秋时夷狄，非真夷狄也，吴，仲雍之后，越，夏少康之后，楚，文王师鬻熊之后，而姜戎是四兵裔胄，白狄鲜虞是姬姓，皆非异种异族，特以某先未与会盟，中国摈之比于戎狄，故春秋有七等进退之义，公羊庄十三年传曰，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人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云，言荆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卢，言介葛卢不如言邾娄仪父，言邾娄仪父不如言楚子吴子，春秋设此七等，以进退当时之诸侯，韩文公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中国夷狄之称，初无一定，宣十二年传曰，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与中国为礼，至必阝之战，偏然反之，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是进退无常，可见春秋立辞之变，定四年传曰，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吴入楚，传曰，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是进退甚速，可见春秋立义之精，皆以今之所谓文明野蛮，为褒贬予夺之义，后人不明此旨，徒严种族之辨，于是同异竞争之祸烈矣，盖于春秋义，而实与春秋义不甚合也。
论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春秋为后王立法即云为汉制法亦无不可
公羊有春秋素王之义，董何皆明言之，而后世疑之者，因误以素王属孔子，杜预左传集解序曰，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邱明为素臣，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论也，正义曰，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邱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封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