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焉，锡瑞案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学何人，而与胡毋同为孝景博士，则年辈必相若，胡毋师公羊寿，董子或亦师公羊寿，何休解诂序谓略依胡毋生条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太史公但云公孙宏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汉书儒林传于胡毋生云，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云同业，则必非受业，戴宏序郑君六论，皆无传授之说，未可为据，何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诂与董书义多同，则胡毋董生之学，本属一家，胡毋书不传，而董子春秋繁露十七卷尚存，国朝儒臣复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前之讹缺不可读者，今粗得通，圣人之微言大义，得以复明于世，汉人之解说春秋者，无有古于是书，而广大精微，比伏生大传韩诗外传，尤为切要，未可疑为非常异义而不信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冠，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敞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故易曰，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不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人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春秋拨乱反正，道在别嫌明微，学者知春秋近于法家，不知春秋通于礼家，知春秋之法，可以治已然之乱臣贼子，不知春秋之礼，足以禁未然之乱臣贼子，自汉以后，有用春秋之法，如诛意，如无将，而引经义以断狱者矣，未有用春秋之礼，别嫌疑，明是非，而明经义以拨乱者也，若宋孙复尊王发微，狭隘酷烈，至谓春秋有贬无褒，是以春秋为司空城旦书，岂知春秋者乎，董子尝作春作决事，弟子吕步舒等以春秋颛断于外，而其言礼之精如是，是董子之学，当时见之施行者，特其粗粗，而其精者并未尝见之施行也，然则世但知汉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藉以济其酷，致后人为公羊诟病，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汉时已以为迂而不之用矣，董子之学不行，后人并疑其书而不信，试观太史公所述，有一奇辞险语否，何必惊为非常异义乎。
论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据其说足知古时二帝三王本无一定
何氏文谥例，春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三乎九旨，尤为闳大，文谥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内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其说亦无大异，而三科之义，已见董子之书，楚庄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此张三世之义，王道篇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异外内之义，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这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于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此存三统之义，锡瑞案存三统尤为世所骇怪，不知此是古时通礼，并非春秋创举，以董子书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