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皆有因而然，从无凿空妄说者，考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云云，史记所谓古诗三千余篇者，盖太师所采之数，迨比其音律于天子，不过三百余篇，何以知之，采诗非徒存其辞，乃用以为乐章也，音律之不协者弃之，即协者尚多，而此三百余篇，于用已足，其余但存之太史，以备所用之或阙，诗三百，诵诗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综计其数者，盖古诗不止三百五篇，东迁以后，礼坏乐崩，诗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无与于弦歌之用，孔子自卫反鲁而正乐，订汰黜，定为此数，以教门人，于是授受不绝，设无孔子，则此三百五篇，亦胥归泯灭矣，故世所传之逸诗，有太师比音律时所弃者，有孔子正乐时所削者，所采既多，其原作流传诵习，后人得以引之，是则古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乃太师所为，司马迁传闻孔子正乐时，于诗尝有所删除，而遂以归之孔子，此其属辞之未密，或文字有脱误耳，然谓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可知非独取其辞意已，魏源又引三家异文证之曰，今所奉为正经章句者，毛诗耳，而孔疏谓毛诗经文与三家异者，动以百数，故崔灵恩载般颂末，三家有于绎思一语，而毛无之，后汉陈忠疏引诗云，以雅以南，任朱离，注谓出齐鲁诗，而毛无之，韩诗北宋尚存，见于御览，乃刘安世述雨无正，篇首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语，而毛无之，至选注引韩诗经文，有万人，仰天告二语，郑司农周礼注述三家诗云，敕尔瞽，率尔众，工奏尔悲诵，则今并不得其何篇，使不知为三家经文，必谓夫子笔削之遗无疑矣，至若缁衣左传引都人士首章，而郑君服虔之注，并以为逸诗，孔疏谓韩诗见存，实无首章，然贾谊新书等齐篇引诗曰，狐裘黄裳，万民之望，是鲁诗有都人士首章，而韩逸之也，左传引诗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明是周颂之异文，而杜注以为逸诗，是皆但据毛诗之蔽也，夫毛以三家所有为逸，犹韩以毛所有为逸，果孰为夫子所删之本耶，是逸诗之不尽为逸，有如斯者，推之韩诗，常棣作夫移，齐诗还作营，韦昭谓鸠飞即小宛，河水即沔水，是逸篇不尽逸，有如斯者，再推之，则左传澶渊之会引诗云，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乃抑篇之歧句，荀子臣道篇引诗云，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坊记引诗云，相彼盍旦，尚犹患之，缁衣引诗云，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汉书引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乌知匪扬之水小弁节南山六月之文，而谓皆删章删句删字之余耶，魏说主不删诗，而可证史记去其重之义，故节取之，案诗三百五篇，已不能尽通其义，更何暇求三百五篇之外，删诗之说，逸诗之名，学者宜姑置之，但求通其所能通者可也。
《三礼》
论汉初无三礼之名仪礼在当时但称礼经今注疏本仪礼大题非郑君目名其学
三礼之名，起，于汉末，在汉初但曰礼而已，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其后礼记之名，为四十九篇之所夺，乃以十七篇之礼经，别称仪礼，又以周官经为周礼，合称三礼，盖以郑君并注三书，后世盛行郑注，于是三书有三礼之名，非汉初之所有也，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据史记高堂生所传士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是史公所云礼，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原注后氏戴氏，刘敞曰，七十当作十七。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二篇，周官经六篇，据汉书经十七篇，即今十七篇之仪礼，古经五十六篇，则合逸礼言之，记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礼记在内，明堂阴阳，今明堂位月令在内，中庸说即今礼记之中庸，而志皆不称经，周官经别附于后，是班氏所云经，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刘敞曰，读当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孔氏则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篇当作与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礼记奔丧正义曰，郑云逸礼者，汉书艺文志云，汉与始于鲁淹中，得古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今仪礼正同，其余四十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其投礼，亦此类也，又六艺谕云，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孔子壁中得古文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前同而字多异，孔疏引汉志云，十七篇可证今本之误，与刘氏说正合，而云古文礼五十七篇，其余四十篇，则又误多一篇，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