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此朱传间用三家之证也，锡瑞案郑笺所以间用三家者，当时三家通行，毛不通行，故郑君注礼时，尚未得见毛传，盖郑见毛传后，以为孤学恐致亡佚，故作笺以表明，有不惬于心者，间采三家裨其义，不明称三家说者，正以三家通行，人人皆知之故，郑樵曰，当郑氏笺诗，三家俱存，故郑氏虽解释经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学者既习诗，则三家之诗，不容不知也，后世三家既亡，学者惟见其改字，而不见诗学之所由异，此郑氏之所以获讥也，其后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经典释文之说，此郑君所不及料者，郑精三礼，以礼解诗，颇多纡曲，不得诗人之旨，魏源尝摘其失，如亦既觏止，引男女之构精，言从之迈，殉古人于泉坏，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为非人，除墙茨之淫昏，反违礼而害国，颂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党，瞻乌爰止，则教民以贰上，昊天为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王后与世子偕行，阎妻厉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毁室，诛周公之党与，屦五纟委双，数羲襄之姆傅，此郑笺之未尽善也，朱传所以间用三家者，亦以毛郑不惬于心，间采三家裨补其义，据王应麟诗考云，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则其采辑三家，实由朱子集传启之，后来范家相马国翰，更加摭拾，至陈乔枞益详，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导，攻朱者不顾朱义有义，并其本于三家者，亦攻之，过矣，朱子作白鹿洞赋，用青衿伤学校语，门人问之，曰，古序亦不可废，是朱子作集传，不过自成一家之说，后人尊朱，遂废注疏，亦朱子所不及料者，郑笺之失，在以礼解诗，朱传之失，则在以理解诗，其失不同，皆不得诗人之旨，黄震谓晦先生尽去美刺，探求古始，虽东莱先生不能无疑，陈傅良谓窃所未安，是朱传在当时人已疑之，元延科举条制诗用朱传，明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本提要，近陈启源等乃朱申毛，疏证详明，一一有本，本提要，此朱传之未尽善也，然则学者治诗，以何书为主乎，曰三家既亡，毛又简略，治诗者不得不以唐人正义为本，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本提要，虽或过于护郑，且有强毛合郑之处，而名物训诂，极其该洽，远胜周易尚书疏之空疏，朱子集传，名物训诂，亦多本于孔疏，学者能通其说，不仅为治毛诗之用，且可以通群经，至于近人之书，则以陈奂诗毛氏传疏，能专为毛氏一家之学，在陈启源马瑞辰胡承珙之上。陈疏惟合明堂路寝为一，非是，钟文尝，诋为新奇缪戾，陈乔枞鲁诗遗说考，齐诗遗说考，韩诗遗说考，能兼考鲁齐韩三家之遗，比王应麟范家相马国翰为详，学者先观二书，可以得古诗之大义矣，陈氏于三家少发明，魏源发明三家，未能篇守古义，且多武断。
论孔子删诗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难尽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
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案史公说本鲁诗，为西汉最初之义，云始于衽席，正与读春秋历谱牒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案史公说本鲁诗，为西汉最初之义，云始于衽席，正与读春秋历谱牒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相合，可知关雎实是刺诗，而无妨于列正风，冠篇首矣，云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可知四始实孔子所定，而非周公所定，且并非周初所有矣，云三百五篇，可知孔子所定之诗，止有此数，不得如毛郑增入笙诗六篇，而陆孔遂以为三百十一篇矣，云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可知三百五篇，无淫邪之诗在内，不得如朱子以为淫人自作，而王柏妄删郑卫矣，孔子删诗之说，孔颖达已疑之，谓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者，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惟欧阳修以迁说为然，以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近人朱彝尊赵翼崔述李皆力辩删诗之非，惟赵坦用史公之说，曰，删诗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复焉尔，今试举群经诸子所引诗，不见于三百篇者一证之，如大戴礼用兵篇引诗云，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棱德不塞，嗣武丁孙子，今小雅之鱼藻蓼莪商颂之玄鸟等篇辞句有相似者，左传襄八年引诗云，兆云询多，职竞作罗，今小雅之小篇句有相似者，荀子臣道篇引诗云，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与今唐风扬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类，复见叠出，疑皆为孔子所删也，若夫河水即沔水，新宫即斯干，昔人论说有足取者，然则史迁所云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直千古不易之论，王崧亦为之说曰，史记之收缪误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