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改西伯戡黎为武王，微子奔周为武庚，以近儒臆断之空言，改自古相传之实事，于是尚书之义三变，经义既已屡变，学者各有所据，蔽所不见，遂至相攻，有据孔传以攻蔡传者，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是也，有据蔡传以攻孔传者，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是也，有据马郑而攻孔传与蔡传者，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是也，经皆不知导原而上，专主伏生，故不能宗初祖以折服未师，甚且信末师以反攻初祖，其说有得有失，半昧半明，正孔广森所云争年郑，本自两非，议瓜骊山，良无一是者，此尚书一经，所以本极易明，反致纠纷而极不易明也。
论卫贾马郑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一则文字久而致讹
尝疑卫贾马郑，皆东汉通儒，岂不知今文远有师承，乃必尊古文抑今文，诚不解其用意，今细考之，而知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汉初尚书惟有欧阳而已，后乃增立夏侯，夏侯学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皆伏生弟子，所学当无不同，然既别于欧阳而自成一家，则同中必有异，如以大麓为大录是，夏侯胜从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是小夏侯又异于大夏侯，而增立博士，号为颛门，此人情好异，学术易变之证，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说，又增师法至百万言，桓谭新论秦近君，即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汉书艺文志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即指秦恭而言，盖小夏侯本破碎支离，恭又加以蔓衍，使人憎厌，古文家乘其敝，而别开一门径，名虽古而实新，喜新者遂靡然从之，此其故一，一则文字久而致讹，伏生改古文为今文，以授生徒，取其通俗，古无刊板印本，专凭口授手钞，讹以传讹，必不能免，观熹平石经残字，及孔庙等处汉碑，字多省俗，不合六书，故桓谭马融，并诋今文家为俗儒，当时所谓通儒刘歆杨雄杜林卫宏贾逵许慎，以及马郑，皆精小学，以古文正今文之讹俗，其意未始不善，惟诸儒当日，但宜校正文字，而不改改易其义训，则三家之原于伏生者，虽至今存可也，而古文之名既立，嫉今文如仇仇，依据故书，如周礼之类，创为新说，古文本无者，以意补之，今文本有者，以意更之，附和末师，拨弃初祖，知拔赵帜而立汉帜，以为不如是不能别立一学，义虽新而文古，好古者又靡然从之，此其故二，有此二故，故虽欧阳夏侯三家立学数百年，从党遍天下，为古文家掊击，而其热渐衰歇，重以典午永嘉之乱，而欧阳夏侯三家皆亡，至东晋而伪古文经传出，之于孔安国，年代比马郑为更古，而篇又增多，马郑不注逸书，而此遍注之，故其后孔郑并行，郑学又渐衰歇，唐以伪孔立学，而郑氏尚书亡，向之攻击三家者，乃与三家同归于尽，大有积薪之欢，甘售赝鼎之欺，岂非好古与喜新者阶之厉哉，夫伏书本藏山之业，而伪孔云失其本经，古文书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案史汉无伏生使女传言之事，古人书皆口授，即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传言，亦有藏书可凭，何至以意属读，其时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凡十二三，宏荣古虐今，意以伏生所传，全不可信，伪孔以为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正用卫宏之说，而更加诬，不知史汉明言得二十九篇，则失本经之说不可信，郑君书赞已有科斗书之说，亦不可信，说见后。
论庸生所传已有脱漏足见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说亦不可信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此即歆所云，经或脱简也，后之袒古文者每以藉口，据为今文不如古文之证，案汉书庸生传古文，为孔安国再传弟子，而尧典开卷已漏帝曰，般庚之心复肾肠，吕刑之劓耳刂黥，古文与今文不同，当即在七百有余之内，而皆不如夏侯欧阳本之善，据此可见古文不如今文，一有师承，一无师承之明证也，龚自珍说中古文曰，中古文之说，余所不信，秦烧天下儒书，汉因秦宫室，不应宫中独藏尚书，一也，萧何收秦图籍，乃地图之属，不闻收易与书，二也，使中秘有尚书，何必遣晁错往优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使中秘有尚书，不应安国献孔壁书，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使中秘有尚书，以宣武之为君，诸大儒之为臣，百余年间无言之者，不应刘向始知校召诰酒诰，始知与博士本异文七百，五也，此中秘书既是古文，外廷所献古文，遭巫蛊不立，古文亦不亡，使朋之，则是烧书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炎矣，六也，中秘即是古文，处廷自博士以迄民间应奉为定为，若画一，不应听其古文家今文家纷纷异家法，七也，中秘有书，应是孔门百篇全经，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终西汉世具在，而且孔安国之所无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