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试哉，是今文有帝曰，孔疏云，马郑王本皆无帝曰，当时庸生之徒漏之也，是古文无帝曰，如其说当直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四岳如何试舜，必不可通，古文不如今文，即此可证，此唐虞之事实者二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帝本纪云，舜摄政巡狩，见鲧治水无状，请于尧而殛之，是殛鲧在禹治水成功之前，郑注云，禹治水事毕，乃流四凶，王肃难云，若待治水功成，而后以鲧为无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禹之勤劳，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进退无据，亦甚迂哉，如郑说诚无以解王肃之难，此乱唐虞之事实者三也，盘庚，殷本纪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郑云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从居汤旧都，上篇盘庚为臣时事，下篇盘庚为君时事，又云，汤自商从毫，数商毫嚣相耿为五，而不数所迁之殷，与经文于今五邦今字不符，石经盘庚三篇合为一篇，依郑说，非一时事不当合，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四也，微子，殷本纪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纣，纣杀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古文太师作父师，郑云，父师者，三公也，时箕子为之，少师者，太师之佐孤卿也，时比干为之，伪孔传从郑义，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五也，金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鲁世家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步，杀武庚，放殷余民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是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武庚管蔡甚明，异义引古尚书说云，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后一年管蔡作乱，周公东辟之，王与大夫尽弁以开金之书，此说当出于刘歆卫贾诸人，始以我之弗辟为弗避，居东为东辟，不为东征，开金为周公生前，不在薨后，郑云，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尽为成王所得，王肃以为横造，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六也，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大传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之书，执书以泣，鲁世家，论衡感类篇，白虎通封公侯篇，葬篇，汉书梅福传，杜邺传，儒林传，后汉书周举传，张奂传，公羊何氏解诂说同，是秋大熟，不知何年秋，在周公薨后，郑云，秋谓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新逆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与之归，尊任之，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七也，多士在前，多方在后，史记所载今文书序，与马郑古文书序同，伪孔传云，奄再叛再征，盖本汉人旧说，按之经文，其说不误，郑君误合为一，多方疏引郑云，此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其编篇于此未闻，盖谓不应编于多士无逸君之后，遂启后人多士多方先后倒置之疑，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八也，无逸，石经肆高宗之飨国百年，下接自时厥后，则其在祖甲，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以为太甲，在周公曰鸣乎下，以后乃云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古文尚书于前遗太宗，而于后增祖甲，殷本纪帝甲淫乱国语亦云帝甲乱之，则祖甲非贤主，不当在三宗之例，王肃为调停之说，以祖甲为太甲云，先中宗后祖甲先德后有过，说尤非是，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九也，君，史记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与列子杨朱篇，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说相合，汉书孙宝传王莽传，后汉书申屠刚传皆以为周公摄政时作，古文编列多士之后，马郑遂有不说周公贪宠之说，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十也。
论尚书义凡三变学者各有所据皆不知专主伏生
孔广森载氏遗书序曰，君以梅姚售伪，孔蔡谬悠，妄云壁下之书，猥有航头之字，乃或误援伊训，滋元年正月之疑，强执周官，推五服一朝之制，譬之争年郑本自两非，议瓜骊山，良无一是，孔氏此说，最为通达，据此可以折衷一是，解释群疑，惟戴氏非尚书专家其作尚书义考未成，未能发明今文，以津逮后学耳，经定自孔子，传自汉初诸儒，使后世学者能恪遵最先之义，不惑于后起之说，径途归一，门户不分，不难使天下生徒皆通经术，况尚书一经，传之者止伏生一老，非若诗有齐鲁韩三家，春秋有公羊梁左氏，各有所受，本不止一师也，欧阳大小夏侯既分颛门小有出入，亦未至截然不合如今古文家也，其后古文说出，初不知所自来，卫贾马郑所说各异既无师授，安有据依，后世震于刘歆古文之名，压于君盛名之下，循用注解，立于学官，古文说盛行，而今文衰歇，于是尚书之义一变，王肃学承贾马，亦远本于欧阳，其学兼通古文，又去汉代不远，使其自为传注原可与郑并行，乃必名于孔安国，又伪造尚书古文经，后世见其经既增多，孔传又古于郑，废郑行孔定于一尊，伪古文说盛行，而今文尽亡，于是尚书之义再变，宋儒不信古人，好矜创获，献疑孔传，实为首庸，惟宋儒但知孔传之可疑，而不知古义之可信，又专持一理字，臆断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与其理合者，即以为是，与其理不合者，即以为非，蔡沈王柏金履祥之说盛行，编书者至改古事以从之，纲鉴辑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