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增至三十一也，论衡所云，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乃据其后言之，云伏生传晁错，得二十九篇，乃据其先言之，如此解则二说皆可爱，而伏生所传篇数，与博士所传篇数，名同而实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书正义谓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也，史公不应谬误至此，其说非是，汉所得大誓今残缺，考其文体，与二十九篇不类，白鱼赤鸟之瑞，颇近纬书，伏生大传虽载之，似亦说经之文，而非引经之义，故董子但称为书传，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伪孔古文以此大誓为伪，遂致亡佚，近人以为不伪，复掇拾丛残而补之，似亦可以不必矣。
论古文增多十六篇见汉志增二十四篇为十六卷孔疏篇数分合增减皆有明文
伏生壁藏之书，汉立学，今传诵者也，孔氏壁藏之书，汉不立学，今已不传者也，书既不传，则真伪不必辨，而既考今文之篇数，不能不并考古文之篇数，史记儒林传曰，逸书得十余篇，汉书文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皆未列其篇名，书正义曰，案壁内所得孔为传者，凡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与郑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郑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华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ぁ命二十五，但孔君所传，值巫蛊不行以终，前汉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于郑注之外，伪造尚书，凡二十四篇，以足郑注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孔则于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内，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篇，郑玄则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篇，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则郑注书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ぁ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为十六，故文志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锡瑞案孔疏以伪孔古文为真，以郑注古文为伪，诚为颠倒之见，而所数篇目，必有所据，其引郑注书序益稷当作弃稷，ぁ命当作毕命，云增二十五篇，据伪孔序文，宝当作二十四，盖作伪孔书者，知伏生二十九篇，不数泰誓与序，遂误以为二十八篇，而不知当数康王之诰也，桓谭新论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汉书文志云，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二说不同，桓云四十五卷盖不数序，五十八篇兼数武成，班云四十六卷则并数序，五十七篇不数武成，武成正义引郑云，武成逸书，建武之际亡，故比桓谭时少一篇矣，篇数分合增减，皆有明文可据，俞正燮谓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与众本皆不应，七是误文，正义引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八亦误文，轻诋前人，殊嫌专辄，龚自珍不信大誓，极是，而必以为博士无增大誓之事，则二十九篇之数不能定，乃谓刘向龚称五十八，班固龚称五十七为误，即亦未尽得也。
论沿书伪中作伪屡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则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伪一则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
孔子所定之经，惟尚书真伪难分明，至伪中作伪，屡出不已者，其故有二，一为秦时燔经，尚书独受其害，汉书文志曰，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又曰，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据此则易诗二经皆全，未尝受秦害也，史记儒林传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十二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据此则礼虽因焚书而散亡，其先本不完全，春秋本是口传，今犹完全，亦未尝受秦害也，独尚书一经，史记云，秦时焚书，亡数十篇，汉书云，书凡百篇，秦燔书禁学，汉兴亡失，论衡正说篇云，盖尚书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遗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又云，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徵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所秘百篇以较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有百两篇矣，据此则以孔子所定本有百篇，遭燔残缺不全，王充且以为孔壁所得，亦有百篇，因秘于中而不得见，学者既不得见，而徒闻百篇之名，遂有张霸出作伪，后之作伪孔古文者，正袭张霸之故智也，张霸民孔皆伪，究不知真古文安在，马郑注古文十六篇，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