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众称某帅师，君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之，此史氏之通录乎内外者也，笔削之义有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凡策书之大体，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孙，曰夫人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会，曰出师，曰国受兵，曰祭祀狩，越礼军赋，改作逾制，外诸侯卒葬，曰两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类，其书于策者，皆不削也，二曰假笔前以行权，春秋拨乱经世，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书者笔之，不书者削之，其笔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异，公行不书致之类也，或略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也，或略彼以见此，以来归为义，则不书归，以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也，或略是以著非，诸侯有罪及劝王复辟不书之类也，或略轻以明重，非有关于天下之故不悉书是也，三曰变文以示义，春秋虽有笔有削，而所书者皆从主人之辞，然有事同而文异者，有文同而事异者，则予夺无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变文之法焉，将使学者即其文之是非详略以求之，则可别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实之际，亦变文也，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四夷大者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有王而伯者兴，中国无伯而夷狄横，大夫专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春秋之名实如此，可无辨乎，于是有去名以全实者，征伐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伯，则楚君侵伐不称君，又有去名以责实者，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伯，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略有恒称则称人，五曰谨华夷之辨，亦变文也，楚至东周强于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兴，以攘为功，然则自晋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国，俄而入陈围郑平宋，盟于蜀，盟于宋，会于申，甚至伐吴灭陈蔡，假讨贼之义，号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不一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异辞，所以信大义于天下也，六曰特笔以正名，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然祸乱既极，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变文犹不足以尽义，而后圣人特笔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变文虽有损益，犹曰史氏恒辞，若特笔则辞旨卓异，非复史氏恒辞矣，七曰因日月以明类，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尽见，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则以月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八曰辞从主人，主人谓鲁君也，春秋本鲁史成书，夫子作经，唯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锡瑞案赵氏分别策书笔削，语多近是，春秋属辞，本此立说，孔广森深取其书，惟其收学非专门，仍有未尽是者，如隐公不书即位以成公意，桓公书即位以如其意，公薨以不地见弑，公夫人出奔曰孙，凡此等皆春秋特笔，未必鲁史有此书法，赵氏以为存策书之大体，是犹惑于杜预之说又信其师黄泽臆撰孔子奉君命修国史之文，不知圣人口授微言，实是私修而非官书，不信古义，而臆造不经，故其所著集传属辞，仍不免有误也。
论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朱子已正之
春秋王正月，三传及三传之注，皆云周正建子之月，左氏传加一周字，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孔疏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时王之正月也，左氏之增一字，可谓一字千金，孔疏解释详明，自宋以前，皆无异义，胡安国春秋传，始有夏时冠周月之说，云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朱子曰，某亲见文定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周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年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义，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黄泽曰，近世士大夫，多辟春春秋用周正之说，以为时不可改，甚者至以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间旱，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赵岐释以周正，晦亦从赵岐，而近世说者以赵岐为非，则是并晦皆非之矣，此是本无所见，而妄生事端，以疑惑圣经，为害不细，前世士大夫学问，未见有如此者，锡瑞案春秋本鲁史旧文，鲁史奉周王正朔，王正月之为周正，无可疑者，孔子作春秋述时事，必不擅改周历，以致事实不明，春秋之书无冰皆在春，此周正也，若夏正则春无冰何足为异，又书冬十月陨霜杀菽，此周正也，若夏正则十月陨霜，何足为异，十月亦未必有菽，僖公三年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