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谓有不纯臣之义可乎，锡瑞案宋儒不信古义而好驳难，是一时风气，不足怪，其最不可训者，则误沿当时猜防疑忌之习，反以古训为助乱之阶，非止上诬古人，且恐下惑后世，胡安国春秋传，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于南宋初，切中时势，而解帅师之类，以权臣主兵为大戒，王夫之论之曰，王之尊，非唯喏趋伏之可尊，夷之攘，非一身两臂之可攘，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矣，王氏之驳胡传诚非苛论，宋惩黄袍加身之事，首夺将帅之权，子孙传为家法，贤者限于习俗，南宋之初，欲雪国耻，王赖师武臣力，乃诸将稍稍振起，秦桧夺其兵而杀之废之，胡氏与桧薰犹不同，而误加推荐，盖由于议论之偶合，而实因经义之不明，岳侯之死，虽未可以咎胡，而解经不精，以致误国，亦有不得辞其咎者，吕氏此论，多以后世之乱，归咎汉人，不知汉人但解经义，何能豫防后世之乱，奸人引古籍口，何所不至，曹丕自比舜禹，岂得以舜禹禅让为非，王莽自比周公，岂得以周公居摄为误，废君者自比伊尹，岂得疑伊尹为篡，反上者自比汤武，岂得疑汤武为弑乎，若以僭上陵尊，相夷为仇，归咎公，孔子作春秋时，已有弑君父者，亦公为之乎，黜周王鲁，变文从质，母弟称弟，母以子贵，亲亲立弟，尊尊立孙，公羊虽不皆有明文，董子当公羊初著竹帛之时，其书已有明文，吕氏但责何休，而不知其本于董子，是董子书并未得见，何足以言春秋义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并无语弊，吕以为非，将来者拒之，去者追之乎，王者诸侯分土，有不纯臣之义，封建时本如是，岂可以一统时世并论乎，容斋随笔有二传误后世一条，以左氏大义灭亲公羊母以子贵并论，与吕氏所见同。
论黄泽赵汸说春秋有可取者而误信杜预仍明昧参半
黄泽曰，春秋以前，礼法未废，史所书者，不过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无年，天时之变，郊庙之礼，诸侯卒葬，交聘会朝，大抵不过如此尔，无有伐国围城，入某国某邑等事也，其后礼法既坏，史法始淆乱，如隐公元年除书及邾宋盟，公子益师卒外，其余皆失礼之事，如不书即位，是先君失礼，为鲁乱之本，郑估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归仲子之，则失礼显然，祭伯来则不称使，举一年如此，则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则夫子春秋安得不作，锡瑞案黄氏之说甚是，据此可见春秋凡例，必不出自周公，周公时天子当阳，诸侯用命，必不容有伐灭围入等事，故柳宗元陆淳皆有此疑，黄氏所见，与柳氏陆氏同，而说加详，然则韩宣之单辞，杜预之谬解，不当以汨乱春秋明矣，乃黄氏既知此义，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故韩宣子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书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此时未经夫子笔削，而韩宣子乃如此称赞者，见得鲁之史，与诸国迥然不同故也，案黄氏前后之说，大相矛盾，谓凡例本周公遗法，然则伐灭围入，周公之时已有之乎，鲁史与诸国迥然不同，然则孟子云，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又何说乎，此等皆由惑于杜预之说，先人为主，故虽于春秋有所窥见，而其说半明半昧，凡经学所以不明者，由为前人之说所压，不知前人与前人说各不同，有是有非，所当审择，其审择是非之法，当视前人之年代先后，与其人之贤否，如杜预解春秋，与孟子全然反对，以年代论，则孟子在五年余年之前，杜预在一百余年之后，以贤否论，则孟子为命世亚圣，杜预为党逆乱臣，其所说之是非，自不待辨而决，而自杜解孤行之后，学春秋者误守其说，尽反孟子之说以从之，黄氏于春秋，自谓功力至深，亦未能免此失，所以一知半解，间有所窥，而大义微言，终不能喻也，其徒赵汸说春秋，亦得失互见，大率本其师说。黄氏谓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见国史，盖鲁之史官，以孔子是圣人，乃禀君命使其刊正，又谓公羊氏五世传春秋，左氏增年传文，亦当其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二说皆有思想，而无所依据。
论赵汸说春秋策书笔削近是孔广森深取其书而亦不免有误
赵汸春秋集传序曰，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策书之例十有五，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逆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弑则讳而书薨，五曰，子生则书之，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逆，女归，娣妇，来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书来逆而已，七曰，时礼时田，苟过时越礼则书之，军赋改作逾制，亦书于策，此史氏之录乎内者也，八曰，诸侯事有命告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九曰，虽伯主之役令，不及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录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为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命书名，微者名氏不书，书其事而已，外微者书，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