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烂朝报之说矣，独不为矫枉过正乎，春秋经惟夏五伯于阳，实是阙文，其余后世以为阙者，皆有说以处之，并非断阙不全，如文定之说，犹不失为过崇圣经，如顾氏之说，已不免于蔑弃圣经矣。黄泽曰，屈经申传者，杜预辈是也，屈传申经者，若胡文定诸公是也。
论经史分别甚明读经者不得以史法绳春秋修史者亦不当以春秋书法为史法
刘敞曰，传曰，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杜氏曰，掩恶扬善，义存君亲，皆当时臣子率意而隐，故无浅深之准，非也，传所云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旧史，有所不书之意也，非当时史官以讳为礼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孙谓庄公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曹之言，以为御孙，误，以御孙之说论之，君之不法，无所不书也，既无所不书，则是讳国恶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为之臣子，率意为君父讳，非也，臣子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亲，如此，国史为无有实事，皆虚美也，谓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产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谓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谓之金，鲁国之史，贤人之记，沙之与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笔，金之与玉也，金石必待拣择追琢而后见，春秋亦待笔削改易而后成也，谓春秋之文，皆旧史所记，无用仲尼者，是谓金石不待拣择追琢而得，非春类矣，锡瑞案刘氏分别经史，义极精确，即以左氏传义，杜预经出旧史之非，尤足以关其口，春秋是为万世作经，为后人立法，圣人待笔，空前绝后，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书，前古未见，本张横渠说，则不得谓前有所承，后莫能继，则不得云后人可续，乃后之读经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经，而误以史法绳之，于是经义乱，如刘知几惑经申左之类。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经，而误以史书拟之，于是史法亦乱，如沈既济之类，司马迁班固，世称良史，所著史记汉书，多得春秋之义，然其书不敢学一字褒贬，只是据事直书，扬雄准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而不敢拟春秋，王通始拟春秋作元经，论者以为宋阮逸伪作，盖隋以前犹知古义，唐宋以下，议论始繁，唐沈既济书中宗曰，帝在房陵，孙甫范祖禹用其说，以春秋公在乾侯为比，程迥之曰，春秋书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郓，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案程氏之是矣，而未尽也，敬王与王子朝，虽有东王西王之称，士伯问介众而辞王子朝，则当时皆推戴敬王，襄王之出居郑，诸侯推戴，更无异说，是春秋书天王据实直书也，昭公出奔在外，鲁国未别立君，平子每岁贾马，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士鞅以为季孙事君如在国，齐晋诸国亦皆以君礼待之，景公曰，孰君而无称，是春秋书公，亦据实直书也，若唐中宗已废为庐陵王，武后自称则天皇帝，今书庐陵王曰帝，则唐有两帝矣，若夺则天之帝以与庐陵，则不据实直书，而变乱当时之事实，虽圣人有所不敢矣，乾侯晋地，故书在，与公在楚同义，房陵唐地，不当引以为比，唐鉴书帝在东宫，尤不可通，非止刘知几貌同心异之诮，钱大昕已辨之，欧阳修五代史朱子纲目，亦有此失，纲目书莽大夫扬雄死，钱大昕亦已辨之，王鸣盛论五代史曰，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笔，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引薛应宋元通鉴义例云，春秋诸侯而或书其名，大夫而或书其字，或生而书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论者以为夫子之褒贬，于是焉在也，夫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其微词变例，美恶不嫌同辞，有非浅近之所能推测者，后人修史，辄从而拟之，不失之迂妄，则失之鄙陋，又论孙甫唐史论断云，观其自序欲效春秋书法，以褒贬予夺示劝戒，幸其书亡若存，徒汨乱学者耳目，大抵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夺，读史者宜详考其事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王氏此说，切中作史者妄拟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经不是史，经非可僭拟者也。黄泽曰，作史惟当直书为得体，夫子春秋，只借二百四十二年，以示大经大法于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观之。
论春秋权衡左氏及杜解多精确公则未得其旨
刘敞曰，前汉诸儒，不肯为左氏学者，为其是非谬于圣人也，故曰左氏不传春秋，此无疑矣，然为左氏者皆耻之，因共护曰，邱明受经于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实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时，鲁国贤者无不从之游，独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经作传者，岂得不在弟子之籍哉，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邱明，邱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然邱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以旧章凡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见成败耳，其褒贬之意，非邱明所尽也，以其不受经也，学者可勿思之哉，杜氏序曰，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