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后，论春秋者鲜知此义，惜其传作于晚年，略举大义，襄昭以后尤略书，止二卷，胡安国师程子，其作传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子之说为据，本晁陈二氏之说，其序曰，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已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锡瑞案胡氏以典庸礼命德讨罪，为天子之事，又云仲尼以为己任，足以发明春秋素王之义，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尤足证明春秋借事明义之旨，假鲁史以寓王法，即王于鲁也，拨乱世反之正，亦公羊之文也，胡氏尊孟子，故能信公羊，惜其传不能笃守公羊，故虽窥见微言，未尽原本古义，间涉穿凿，不惬人心，而视前儒以春秋为空言而无用处者，其见为更卓矣，近汉学家不取通学，啖赵陆胡皆致不满，窃谓诸家虽非专门，然犹知春秋有关系，有用处故其所著之书，体例虽杂，犹于春秋有关系，有用处，若专主左氏者，专执杜孔之说，并不知春秋有关系，有用处，则其所Ａ１５之书，考证虽详，亦于春秋无关系，无用处也。
论春秋一字褒贬不得指为阙文
郑樵曰，诸儒之说春秋，有以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无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推尊圣人，其说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列国之君臣也，其说出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说出，谓春秋无褒贬者，意在于矫汉儒，其说出于竹书纪年所书，案此即刘知几之说，前已辨之，载郑弃其师齐人歼于遂之类，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虽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二字，皆挟剑戟风霜，圣人之意，不如是之劳顿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说，则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不如是之惨刻也，泥于无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为琐语小说，圣人又未尝无故而作经也，顾栋高曰，郑氏之言极是，圣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尝无褒贬，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贬耳。案此正同朱子之说。孟子明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如以为无褒贬，则是有文事而无义也，如此则但有鲁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厌支离之说，而竟将春秋之褒贬抹去者，矫枉过正，亦非圣人之意，有以春秋为有笔无削者，是即无褒贬之说也，夫未修之春秋，即不可得见，而左氏之书具在，于襄公亲送葬楚子，昭公昏于吴，岂有不遣卿大夫往会吴楚葬之理，而终春秋吴楚之葬不书，此削之以示义也，襄公葬楚子不书，而于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见之，昭公昏于吴不书，而于哀十二年书孟子卒见之，此削之以示讳也，又如十二公之纳币逆夫人，鲁史皆书，而春秋于僖公襄公不书，此所谓合礼不书也，世子生皆书，而春秋止书子同生，此所谓常事不书也，此皆其显然可见者，如以为有笔无削，则春秋竟是一部钞胥，何足以为经世大典乎，锡瑞案以春秋为一字褒贬，公之古义也，以为有贬无褒，孙复之新说也，以为褒贬俱无，后世习左氏者之{卫足}言也，郑樵并三传皆不信，故于三说皆不取，其不取后二说是也，不取前一说非也，春秋一字之褒，一字之贬，两汉诸儒及晋范宁皆明言之，左氏孤行，学者不信公，于是春秋或日或不日，四时或具或不具，或州或国或氏或人或名或字或子之类，人皆不得其解，圣人岂故为是参差以贻后世疑惑乎，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非字字有褒贬之义，安得有数千之旨，若如杜预孔颖达说，其不具者，概为阙文，则断烂朝报之讥，诚不免矣，顾氏于春秋用功深，大事表一书，实出宋章冲程公说之上，惟其春秋之学，专主左氏，惑于杜孔之说，故以郑氏为是，其春秋阙文表于一字褒贬之处，皆以为偶阙，且谓此皆公倡之，而后来诸儒，如孔氏颖达啖氏助赵氏匡陆氏淳孙氏复刘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复大炽于宋之中叶者，盖亦有故焉，自诸儒攻击三传，王介甫遂目春秋为断烂朝报，不立学官，文定反之，矫枉过正，遂举圣经之断阙不全者，皆以为精义所存，复理公之故说，而吕氏东莱叶氏少蕴张氏无德诸儒，俱从之，由是春秋稍明于唐以后者，复晦昧于宋之南渡，岂非势之相激使然哉，夫蔑弃圣人之经，与过崇圣人之经，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圣人垂世立教之心，则一也，案顾氏之说非是，断烂朝报之说起而春秋废，正由说春秋者阙文太多之故，南宋诸儒力反其说，如胡文定者，其穿凿或出公之外，诚未免求之过深，然文定之深文不可信，而公之故说则可信，文定反断烂朝报之说，顾氏以为矫枉过正，顾氏反文定一字褒贬之说，以圣经为断阙不全，则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