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浅，殊无条例，不足凭据而定邪正也，案刘贶陆淳皆唐人，曾见纪年全书，其说可凭，陆年辈后于刘知几，其说正可刘，以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为夫子褒贬之特笔，远胜刘说以为出琐语晋春秋矣，陆通经学，刘不通经，故优劣判然也。
论春秋家左传家当分为二如刘知几说
刘知几说春秋虽谬，犹知春秋左传之分，共论史体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前二家经也，后二家史也，中二家左传国语，则在经史之间，是刘知几犹知春秋家与左传家，体例不同，当分为二，不当合为一也，古经传皆别行，据汉书艺文志与左传序孔疏具有明证，熹平石经公羊春秋，有传无经，汉时专主公羊，故直以公羊为春秋，后世孤行左传，又直以左传为春秋，公羊字字解经，经传相附，以公羊为春秋可也，左氏本不解经，经传不相附，或有经无传，或有传无经，以左氏为春秋不可也，唐人作五经正义，春秋主左氏传，公羊梁虽在中经小经之列，而习此二经者殆绝，唐时如啖赵陆兼通三传者甚少，如陈商能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史者，更别无其人矣，宋人刊十三经注疏，公称公羊梁，左氏称春秋左传，明以春秋专属左氏，而屏公于春秋之外，夫以公之字字解经者，不以春秋属之，左氏之本不解经者，独以春秋属之，宜乎学者止知有左氏传，不知有春秋经，圣人之作经为万世法者，付之若存若亡之列，洪迈容齐续笔，有绍圣废春秋一条云，五声本于五行，而徵音废，四渎源于四方，而济水绝，周官六黄所以布治，而司空之书亡，是固出于无可奈何，非人力所能为也，乃若六经载道，而王安石欲废春秋，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卡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如洪氏说，彼悍然废春秋者，罪诚大矣，然亦岂非唐宋以来不尊春秋，有以阶之厉乎，宋人以春秋专属左传，由于唐作正义但取左传，汉人以礼经专属仪礼，而唐作正义但取礼记，故后世以礼记取士，论者讥其舍经用传，礼记体大物博，虽有解仪礼数篇之义，而非尽解仪礼，不得全谓之传，若左氏明春秋之传，传又不与经合，而后世左氏孤行，舍经用传，较之舍仪礼而用礼记者，盖有甚焉，王应麟困学纪闻，先列春秋，继以左传公羊梁，分别尚晰，学者当知如此分别，则经传部居不紊，不得以春秋专属左氏，而竟以左氏冒春秋，后之治左氏者，能诠择经义，解说凡例，可附于春秋家，若专考长历地名人名事实，或参以议论者，止可入左氏家，以与圣经大义无关，止可谓之史学，不得谓之经学也。
论孔子作春秋增损改易之迹可寻非徒因仍旧史
陈寿祺曰，窃观孟子方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虽据旧史之文，必有增损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孔子书之曰，卫侯ぅ出奔齐，晋文公召王而朝之，孔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卒曰孟子卒，孔子书孟子卒，而不书夫人吴，此其增损改易之验，见于经典者也，华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晋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鲁春秋记晋丧曰，弑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孔子于春秋皆无异辞，此循旧而不改之验也，太子独记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则知此为春秋特笔，以起不能防闲，文姜之失，妾母独录惠公仲子僖公成风，而略于敬嬴定姒齐归，则知此亦春秋特笔，以著公妾立庙，称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见桓三年及宣十六年，盖承屡之后，书以示宰，王臣书氏，惟见隐三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盖兆世卿之乱王室，书以示讥，则其他之删削者夥矣，外大夫奔书字，惟见文十四年宋子哀，盖褒其不失职，外大夫见杀书字，惟见桓二年孔父，盖美其死节，公子季友公弟叔称字，季子高子称子，所以嘉其贤，齐豹曰盗，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恶，公薨以不地见弑，夫人以尸归见杀，师以战见败，公夫人奔曰孙，内杀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执，与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笔也，是知圣人修改之迹，不可胜数，善善恶恶，义逾哀钺，然后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劝惩由此生，治乱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苟徒因仍旧史，不立褒贬，则诸侯之策，当时未始亡也，孔子何为作春秋，且使春秋直写鲁史之文，则孟子何以谓之作，则知我罪我安所徵，乱臣贼子安所惧，锡瑞案陈氏引春秋书法，兼采三传，求其增损改易之迹，可谓深切著明，即此足见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其说近是而实不是，孔子作春秋非可凭空结撰，其承旧史是应有之事，鲁史亦非能凭臆捏造，其承赴告亦是应有之事，左氏家说本非全然无理，特后人视之过泥，持之太坚，谓春秋止是钞录旧文，尚不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袭三国志，新五代史唐书之因旧五代史唐书，犹有增损改易之功，则春秋一书，于鲁史为重台，于左传为疣赘，宋人废之，诚不过矣，而春秋经岂若是乎。
论宋五子说春秋有特见与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预后以后之陋见谬解
宋五子于春秋无专书，而说春秋皆有特见，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