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圣人微言也。
论春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在尊王攘夷而不尽在尊王攘夷
董子曰，其旨数千，即孟子所引其义则丘窃取者，以春秋万六千余字，而其旨以千数，则必有两义并行而不相悖，二意兼用而相成者，自非专门之学，则但其显而不见其隐，知其浅而不知其深，圣人之书，广大精微，仁者见仁，知得其一解，已足立义，亦无背于圣人之旨也，特患习于所见，而蔽所不见，但见其义之显而浅者，而于其义之隐而深者，素所不解，遂诳而不信，或目扼腕以争之，则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春秋之义旨，既如此之多，必非据事直，书而论者，以为止于据事直书，且必非止惩恶劝善，而论者，以为止于惩恶劝善，微言大义，既已ウ而不章，宋儒孙复胡安国之徒，其解春秋又专言尊王攘夷，不知春秋有尊王之义，而义不止于尊王，有攘夷之义，而义不止于攘夷，既言尊王，又有黜周王鲁之义，似相反矣，而春秋为后王立法，必不专崇当代之王，似相反，实非相反也，既言攘夷矣，又有夷狄进至于爵之义，似相反矣，而圣人欲天下大同，必渐推渐广，远近若一，似相反，亦非相反也，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曰，王者无敌，莫敢当也，疏云，春秋之义，鲁为王，而使旧王无敌者，见任为王，宁可会夺，正可时时内鲁见义而已，陈澧遂据此传，谓既以周为王者无敌，必无黜周王鲁之说，此疏正可以黜周之说，不知疏明言春秋王鲁，不夺旧王，是春秋尊王之义，与王鲁之义，本可并行不悖也，僖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孟子召陵，公羊传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贴荆，以此为王者之事，解诂曰，言桓公先治其国以及诸夏，治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为之，故云尔，后人多据此传，以为春秋攘夷之证，不知解诂明言桓公先治其国以及诸夏，治诸夏以及夷狄，僖公当所传闻世，而渐近于所闻，故有合于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若至所见世，夷无可据，是春秋攘夷之义，与夷狄进至于爵之义，本是两意相成也，综而言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圣人作春秋，因王灵不振，夷狄交横，尊王攘夷，是现世主义，不得不然者也，而王灵不振，不得不为后王立法，夷狄交横，不能不思用夏变夷，为后王立法，非可之子虚乌有，故王于鲁以见义，思用夏变夷，非可限以种族不同，故进至于爵而后止，此未来主义，亦不得不然者也，春秋兼此二义，惟公羊董何能发明，今为一语道破，亦实寻常易解，并无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不治公羊，则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寻常之义，亦骇怪以为非常矣。
论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无惧
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春秋之后，乱臣贼子不绝于世，然则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全无所惧，自春秋大义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义，在其胸中，皆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虽极凶悖之徒，亦有魂梦不安之隐，虽极巧辞饰说，以为涂人耳目之计，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说虽横，不足以蔽春秋之义，乱贼既惧当时义士，声罪致讨，又惧后世史官，据事直书，如王莽者，多方掩饰，穷极诈伪，以盖其篡弑者也，如曹丕司马炎者，妄禅让，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弑者也，如萧衍者，已行篡弑，旋知愧憾，深悔为人所误者也，如朱温者，公行篡弑，犹畏人言，归罪于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温谋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孙，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尽泯灭，亦由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故或迟之久而后发，或迟之又久而卒不敢发，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韪，终不能坦怀而自安，如萧衍见吴均作史，书其助萧道成篡逆，遂怒而摈吴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诏，孝孺大书燕贼篡位，遂怒而族灭孝孺，其怒也，即其惧也，盖虽不惧国法，而不能不惧公论也，或曰，桓温尝言不能流芳百世，亦当贻臭万年，彼自甘贻臭者，又岂能惧清议，曰，桓温虽有此言，亦止敢行废立，而未敢行篡弑，正由惧清议之故，且彼自知贻臭，，则已有清议在其心矣，安能晏然不一动乎，是非曲直，世之公理，独臣子于君父，不得计是非曲直，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春秋弑君三十六，而弑父者三，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κ，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贾，被弑三人，皆兼君父，许止进药而杀，非真弑者，而春秋以弑书，蔡侯淫而不父，祸由自取，楚子轻于废立，机泄致祸，春秋亦以弑书，盖君父虽有过愆，臣子无可解免，以此推之，臣子之于君父，不当论是非曲直，亦不当分别有道无道，臣子既犯弑逆之罪，即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虽其人有恩惠于民，有功劳于国，亦不当称道其小善，而纵舍其大恶，春秋时如齐之陈氏，未尝无恩惠于民，晋之赵盾，亦未尝无功劳于国，而经一概书弑，不使乱臣贼子，有所藉口，正如后世曹操刘之类，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而论者不为末减也，至于但书弑君，而不书弑君为何人，盖由所据旧史，未有明文，圣人以为既无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