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己矣，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著明也，锡瑞案董子引孔子之言，与孟子引孔子之方言，皆春秋之要旨，极可信据，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后人亦多称述，而未必人人能解，春秋一书，亦止是载之空言，如何说是见之行事，即后世能实行春秋之法，见之行事，亦非孔子所及见，何以见其深切著明，此二语看似寻常之言，有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必明于公羊借事明义之旨，方能解之，盖所谓见之行事，谓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贬之义也，孔子知道不行而作春秋，斟酌损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后世，然不能实指其用法之处，则其意不可见，即专著一书，说明立法之意如何，变法之意如何，仍是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使人易晓，犹今之大清律，必引旧案以为比例，然后办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当时之事，以明褒贬之义，即褒贬之义，以为后来之法，如鲁隐非真能让国也，而春秋借鲁隐之事，以明让国之义，祭仲非真能知权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权之义，齐襄非真能复仇也，而春秋借齐襄之事，以明复仇之义，宋襄非真能仁义行师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义行师之义，所谓见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盖是如此，故其所之义，与其本事不必尽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义，使后之读春秋者，晓然知其大义所存，较之徒空言而未能徵实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三传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执左氏之事，以公羊之义，谓其所称祭仲齐襄之类，如何与事不合，不知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徵信也，董子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李仁甫曰，细数之，尚减一千四百二十八字，与王氏学林云万六千五百余字合，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万六千余字，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
论三统三世是借事明义黜周王鲁亦是借事明义
春秋借事明义，且非独祭仲数事而已也，存三统，张三世，亦当以借事明义解之，然后可通，隐公非受命王，而春秋于隐公始，即借之以为受命王，哀公非太平世，而春秋于哀公告终，即借之以为太平世，故论春秋时世之渐衰，春秋初年，王迹犹存，及其中叶，已不逮春秋之初，至于定哀，乎流入战国矣，而论春秋三世之大义，春秋始于拨乱，即借隐桓庄闵僖为拨乱世，中于升平，即借文宣成襄为升平世，终于太平，即借昭定哀为太平世，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其义与时事正相反，盖春秋本据乱而作，孔子欲明驯致太平之义，故借十二公之行事，为进化之程度，以示后人治拨乱之世应如何，治升平之世应如何，太平之世应如何，义本假借，与事不相比附，公羊疏注，至所见之世者治太平，云当尔之时，实非太平，但春秋之义，若治之太平于昭定哀也，犹如文宣成襄之世，实非升平，但春秋之义，而见治之升平，然疏之解此，亦甚明矣，昧者乃引当时之事，讥其不合，不知孔子生于昭定哀世，岂不知其为治为乱，公羊家明云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亦非不知其为治为乱也，盖子以春秋成为天下一治，黜周王鲁，亦是假借，公羊疏引问曰，公羊以鲁隐公为受命王，黜周为二王后，案长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顺也，答曰，春秋藉位于鲁，以王义，隐公之爵，不进称王，周王之号，不退为公，何以为不正名，何以为不顺言乎，贾逵所疑疏已解之，左传疏引刘炫难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即王于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王改元，是妄说也，锡瑞案刘炫习见后世诸侯改元之事，不知何氏明言惟王者改元立号，春秋王鲁，故得改元，王非真，故虽得改元，不得改正朔，此等疑义，皆甚易解，后之疑公羊与董何者，大率皆如贾逵刘炫之说，不知义本假，而误执为实事，是以所见拘滞，刘逢禄释三科例曰，且春秋之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真黜周哉，郊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鲁之僭，则大恶也，就十二公论之，桓宣之弑君宜诛，昭之出奔宜绝，定之盗国宜绝，隐之获归宜绝，庄之通雠外淫宜绝，闵之见弑宜绝，僖之僭王礼，纵季姬，祸郐子，文之逆祀，丧娶，不奉逆，成襄之盗天牲，哀之获诸侯，虚中国以事强吴，虽非诛绝，不免于春秋之贬黜者，多矣，何尝真王鲁哉，刘氏谓黜周王鲁，非真，正明其为假借之义，陈澧乃诋之曰，言黜周王鲁非真，然则春秋作伪欤，不知为假借，而疑为作伪，盖春秋是专门之学，陈氏于春秋非专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