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唐彪曰：古今文，工言权术，而极畅者，无过于《国策》；善言义理而极畅者，无过于《孟子》。彪尝以二文兼读，一则仁义之风可亲，一则机械之行可畏。专读《孟子》，犹未见孟子之贤，及于《国策》并读，而孟子之贤益著；专读《国策》，犹未见仪衍之恶，及与《孟子》并观，而仪衍之恶益彰。故以人品论，殆有天壤之不同，若但以文章论，则有可并称者。虽然，文者载道之器，孟子之文，克明乎道，则其胜于《国策》又何待言？但举世之人，谁不读其书者，谁能读之得其神化，而能自成一家言者乎？无他，但求其义理，不于其文辞细加揣摩之功也。若将其至佳者，拣数十篇录为一册，殚心揣摩，则必有以造其微者。昔昌黎、老泉专学《孟子》，故其文最佳。朱子谓孟子之文，不但非欧、苏所及，而且非昌黎所及。人奈何弃其幼所习熟，而反求乎他文之生者哉！
3.国策
唐彪曰：《国策》之文，起不用冒，收不作结，单刀直入，脱尽装点，且其气雄力劲，笔秀神清，词腴而不肤，色妍而骨俊，文章至此，可称绝技。又，其于人情事势，揣摩推测，透彻无余，故敷陈利害以倾惑人心，能使勇者怯，智者愚，喜者变怒，优者忽乐。学者见之，未有不好之深，读之不忍释者。虽然，是书也，当师其文之佳，不当学其意之险，否则，因习其文而丧我天良，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则宁不读之为愈焉耳（刘更生曰：《战国策》，或曰《国事》，或曰《长短》，或曰《事语》，或曰《国策》，或曰《长书》，或曰《修书》，乃战国时游士各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谓之《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初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也）。
4.史记
唐彪曰：司马子长之文，为古今第一者，以其天资高迈，博记群书，又得师传心性之功，常收视反听，使天君湛然，故光明焕发。文章佳境出自性天，其言曰：“内视之谓明，反听之谓聪。”非虚语也。又，遍历宇内，凡天地间奇山异水，草木禽兽，人情风俗，可惊、可怪、可喜、可思者，悉取以助吾之生意。又父子相继为史官，有往昔当时之秘书史册，可以资探讨，又与燕赵贤豪交游，有以助耳目闻见所不及。又有藉信、荆、聂、平、尝、无忌诸公，足以供描写，有封禅、开河、征蕃、黩货、严刑诸事足以畅发挥。又，上古地名、官名、服饰、器用、宫殿之名多驯雅，点入文中多可爱。故其发为文章，立例广，寄情深，或分或合，或略或详，随意所发，无不曲当。当大篇包罗众有，则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其微辞旁见侧出，寓意于叙事之外，则如天马行空，不可踪迹，可谓化工之巧，非人力所能仿佛矣。虽其纪载往事附会讹误，亦时有之，然以文论，则无美不臻，大成之名不得不归之也。
唐彪曰：史迁之文，如本纪、世家、八书、大篇列传，皆累万余言，可谓极长难读矣，然无一非挨年次月、由先而后，条理井然、有界限可寻者。惟其笔端变化，或起或伏，或即或离，纵横出没，不可捉摸。故浅学者读之，如数万散钱，倾之于地，东窜西分，不能收拾；有识者读之，知一索可贯千钱，得贯之具，虽数万散钱，无难瞬息约束之矣。故读《史记》者，总以“挨年次月”四字提为纲领，纵令篇幅广长，端诸纷错，而章法脉理，无不显然可见，又何患其难读也。又曰：《史记》之文，皆有界限段落，一篇可以分为十数篇，而十数篇仍浑成是一篇。故读一篇，即是读十数篇，而读他文数十篇，终不如读《史记》一二篇。知此意者，庶几知《史记》之佳，得读文之法。或曰：《史记》不能全读者，亦有删读法。但欲删之得其当耳。
唐彪曰：《左传》每用双收法。如晋赵盾无君，魏献子为政，皆用双收法。《史记》变通其理，移之篇首，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张耳陈余列传》皆用双起法。故知善作文者，推类变化，愈出愈奇，若人步亦步，人趋亦趋，则不免庸奴之诮矣。
5.韩文
唐彪曰：昌黎之文，篇篇一体，不能详述，兹略举大概：有若诗之兴体者，《送杨少尹序》、《王舍秀才序》、《温处士赴河阳军序》诸篇是也；有若诗之比体者，《杂说一》、《杂说四》、《应科目与人书》诸篇是也；有若典谟者，《平淮西碑》、《祭鳄鱼文》诸篇是也；有似班、马者，《许国公神道碑》、《权德舆墓志铭》诸篇是也；有若词赋者，《进学解》、《讼风伯》诸篇是也；有如巨浪排空，怒涛卷雪者，《画记》、《后二十九日上宰相书》、《上张仆射书》、《圬者王承福传》诸篇是也；有百转百折者，《祭十二郎文》、《讳辨》诸篇是也；有错综遥对者，《原毁》、《与陈给事书》诸篇是也；有回环重复者，《初上宰相书》、《原道》、《送廖道士序》、《送董邵南序》诸篇是也；有游戏三昧者，《毛颖传》、《送穷文》诸篇是也。至于辞句之变幻，长至二三十字者有之。凡说理之文，未有不平实者，惟昌黎能以至平实之理发为至虚灵之文，其平实之理如布帛菽粟，愚智同需；其虚灵之文，如海市蜃楼，千形万态，不可摹拟。兹约一言以赞之曰：百体备具而不落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