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而遂昧于大义，岂夫子所能逆料哉。今按自章首至是谁之过与，其责冉有至矣。责冉有者，责其助季氏灭社稷之臣以自广也。乃冉有曰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犹敢以是说进，何也？而夫子于此，亦但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其语不若前之峻厉，岂欲富则颛臾不可伐，而保世则犹可伐乎？然则何说？曰：周人之制，诸国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其家相邑宰皆曰臣。贵臣服其君皆斩，与卿大夫之服诸矦同。众臣犹服齐衰三年，其尊如此。时至春秋皆世爵邑，草野之俊彦舍私家无由登进，而仕于私家者，服其职如公朝，苟不为之计深虑远，防患未然，则不为忠于所事，君臣之分然也。故孔子于季然之问，但言由求之非大臣，而不言季氏之不应有大臣，亦见其槩，此皆分建之獘也。至战国而其风一变，羁旅游宦可以夺贵戚之权，而世家巨室争以养士为重。孟子大贤，于齐梁之君皆与分廷抗礼，而奴隶视王驩等，非其獘之穷无所复入，而将为三代以后之天下哉。冉有之遁辞敢以蒙其师，夫子不能罪其忠于季孙，而但菲其尽忠之无术，乃时势使然。穷经尚论者不可以不知也。
大人谓当时之天子诸矦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诸矦与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岂为其崇高富贵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职，则皆天命之所在也。虽其人不自知为天命而畏之，而圣贤不敢也。故进退必以礼，匡谏必以正，所谓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也。小人之于大人，效奔走之恭，极逢迎之巧，而日导之以非，所谓是何足于与言仁义，则狎之甚也。古注以大人为与天地合德之圣人，误矣。夫圣人在上，小人焉得而狎之哉。
性无所谓义理气质之分也。有之，自宋儒之论性始。夫尧舜不世出，而孟子以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者，言凡人之生皆与尧舜相近也。然则性相近之说，卽性善之说也。若谓孟子专主义理，论语兼言气质，则形色天性也，岂非孟子之言乎？至于善恶相去或相倍蓗而无算者，孟子以为陷溺，卽孔子之所谓习也。一圣一贤岂异指哉，而何以谓孔子以气质言性也？乃若天下之人秀顽清浊厚薄偏全，万有不齐，若此者，与生俱生，不可以为后起之习，而又以为非气质，则未足以服宋儒。故夫子又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则中人之智可移于愚，中人之愚可移于智，中人之智与愚亦可互移于上下，此则气质之说，而习之所以远也。夫人性皆同，故曰相近。气质之不同如此，而曰相近，犹得为圣人之言邪？惟习之相远根于气质，则可由上智下愚之说而推之，上智不世出，下愚亦不世出，而充塞天地之间皆智愚之可移者，是故圣人惟欲天下之人慎其所习，以无汩其性之同然，而教学之大用兴焉矣。
在天有阴阳舒移之异，在地有刚柔燥湿之别，此天地之气质也。人资血气以成形，谓之气质。气有美恶，而皆不能无偏，因偏以流于习，而去性始远矣。古圣贤设教，惟于人之气质加以矫偏救獘之功，不言复性而性已复。葢性者天地之中也，偏去而中见矣。尧典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直宽刚简，皆气质之美者也；温栗与无虐无傲，皆敎之去其偏也。圣人所以成天下之材德者，共道惟在于所习加之意焉。自唐虞以至孔孟，一也。
洒埽应对进退，学者之始事，虽圣人不能不以是为先。子游之所谓本者，谓书纪帝王升降，诗备兴观群怨，安上治民之有礼，移风易俗之有乐是也。设教者自不能凌节而施，卽四者之教，亦有先后，所谓：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是也。子夏圣门高弟，岂有过时而不教其徒以道之大者？子游又岂不知敎有先后？葢其时子夏门人不能尽受师传，故子游讥之，以为但知洒埽应对进退而已。子夏则谓君子之道虽有本末，然未尝传于先而倦于后也。其如学者材有高下，质有敏钝，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强而齐之，是诬之也。庸有济乎？夫由小学以至大道，历阶而升靡不贯通者，惟材智什百平常之圣人能之，而岂所责于子之门人小子邪？二子之论虽出于互相讥贬，然圣人教法自有眞传，于斯可见。至宋人谓洒埽应对便是形而上者，又曰从洒埽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其论过高，恐非有始有卒之正解。而学者闻之，更以酒埽应对为无足轻重矣。
包注四海困穷，曰困极也，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按永终二字，在汉魏间凡用此语，无不以永长为辞。魏晋而后始改为永绝。此史传之可稽者。至此困穷为穷极，古注究未可用。葢尧之命舜，言人君当时以四海困穷为心，斯泽可广被而长享天禄矣。困穷断不可以为美辞也。又按荀子称古天子卽位之礼，上卿进曰如之何忧之长也，能除患则为福，不能除患则为贼，授天子一策。中卿进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虑事，先患虑患，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后则事不举；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授天子二策。下卿进曰敬戒无怠，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祸与福邻，莫知其门，豫哉豫哉，万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葢古人临至大之事，言语不尚吉祥，此可以明四海困穷之说。
论语者，六经之统会，大道之权衡，所以正敎学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则于不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