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也。人生有伦常则有行，有事物则有文。文之与行相辅以济，而斯须不可离省也。文莫重于诗书六蓺，身心家国之大用存焉，有余力则学文。葢弱冠以后，则年日盛而道日广，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缓矣。古法沦亡，汉后学者不知文为何物，故马注但曰古之遗文，而汉书以六经为六蓺，又误之甚者也。恕谷先生曰：宋人为学，专在读书，内则玩索性天，外亦致力伦纪，而礼乐兵农，圣门所谓博学于文，以及虞书周官礼记所述古人敎学成法，昭然可考者，独置之若遗。则非学问之小失也。观此章集注所载诸说，大槩以文为文辞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训为确，而犹未能尽除班氏马氏之见，宜其注首章，不过曰明善复初，而仅以玩物适情为游蓺之解也。
周人祭祀燕享，以二南雅颂为乐章，余不入乐者，学士皆诵习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最盛于襄昭之世。所谓赋诗断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诗之有关于德行教学，则至孔子始阐明之。其载于论语者七章，言诗之用莫详于小子章，而无邪一言，则所以定大义者也。六经之旨孰非欲天下之有正而无邪，而夫子独以此言蔽三百者，何也？夫易言吉凶悔吝，礼着恭敬辞让，书纪帝王之发政施仁，春秋书时君之僭窃争夺，诸经体固不同，而其坐敎之意，则昭然易见，不待各揭一言而后可明也。诗则不然，有易知，有难知，易知者二南与二雅之正者是也，难知者国风二雅之变者是也。所谓正者，皆入乐之诗，出于君明臣良之时者也；所谓变者，皆不入乐之诗，兴于国乱政衰之日，而各言其情，以为风谕者也。夫子知乐之将废，而专欲以诗为敎，故不论其入乐与否，而槩以一言蔽之曰思无邪，其意无他，欲明为正为变之有同归而已。诗之有不正者，以郑卫乎？曰：非也。然则何说？曰：诗本性情，情之所感不一，而风雅旣变，时之所值又殊，喜怒哀乐多不得其平，寄怀托讽或暗藏其指，诗序有云：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发乎情者其辞，止乎礼义者其意。辞有类于不正，而意则无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辞害意。故读诗而不得其作之之意，则辞难知矣。彼以小弁为小人之诗，以郑卫为淫者之诗，皆不知作诗之意者也。且此章之说，学者亦尝求其故乎？夫子不曰诵诗而曰诗，此明诗之本无邪也。诗之无邪，以作诗之人本无邪也。诗序又云：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斯其人可以谓之邪乎？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非淫非乱，而可以谓之邪乎？夫风雅虽变，而先王之泽未泯，贤人君子生乎其间，闵时忧俗，作为诗歌，冀君上之一悟。所谓止乎礼义者在是，所谓可以兴可以观者亦在是。故夫子谓之无邪者，非为二南与正雅言之也，盇取汉代深于诗者之论而反复之乎？然则此章引駉诗之成语，而所重不在于思。借令重思，亦不过曰，昔之诗人所遇有常变盛衰，而皆思同出于正也云尔。此立敎之大义也。若惟欲学者求性情之正，则夫子口诵诗可矣。
志学章最为难解，葢以夫子自述进德之序，而其语又为弟子所共闻，非揆之全经而无少刺谬，未可云得其立言之体也。窃以论语考之，夫子之自居者，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圣与仁，则曰吾岂敢。躳行君子，犹曰未之有得。若斯之类，闻者以为圣人之谦德，而夫子则皆自道其实，岂至此章而立言遂有异乎？乃注家于不惑以后率多高远之论，如知天命则曰知天命之终始，耳顺则曰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朱注以天命为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以耳顺为不思而得，以不踰矩为不勉而中，此其为说，孰谓不足以知圣人？而视夫子所以自居者，则大有径庭矣。然则何说？曰：圣人之去学者，固未可以倍蓗论。然其所为之事，则一而已，礼乐仁义是也。始以之为志，而终身以之为矩，与学者无以异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立与不惑，学者之所可至也。知命而后可以为君子[命谓穷逹之分，见孔注]，知言而后可以知人[此耳顺正解]，知命与耳顺，亦学者之所可几及也，不踰矩则敦乎仁之谓也。此数端下学，由是上达，由是配以岁月之先后，虽所进各有其序，要以明其自强不息之心，以见道之无穷，而学之不可以已也。登山而愈见天之高，涉海而愈见水之大，以圣人自谓已至于圣者固非，以圣人为有谦词者，亦非也。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与此章并为圣人之实录，而勉人之意见于言表。后儒以为但为学者立法，是圣人已自处于圣之极至矣。
耳顺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论语以之殿后。孟子自谓知言，而不许他人推而上之，则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矣。初学亦可留心。积久而后至此。故序于六十，朱注以不思而得为训，误中之误也。
或疑夫子之荅孟懿子近于隠语，不知夫子曰无违者，教以无违事亲之礼，原主于礼而言也。然仅曰事亲之礼，安知懿子不求诸温凊定省问寝视膳之节文乎？则为未逹于夫子之旨矣。故复因樊迟以申其说，而明所谓礼，有大于此者也。前之所荅，微觉浑涵。因朱注以理代礼，而遂成隠语耳。实则论语言礼而不言理也。
观人之法，须合始终久暂而后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