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言；遇难行、不思处难行，而思无难行；遇恶人、不思处恶人，而思无恶人；遇奸欺、不思处奸欺，而思无奸欺；遇机巧、不思处机巧，而思无机巧：所以义理不精，光阴蹉跎，而学问终无成也。
今有鄙夫，巧取名位，富而不仁，久则彰露，不可掩覆，乃恃其富力诈术，结恶为党，倚以服人者；有称其善计，来语于予，予曰：夫人之事，为善而已，为善尚未可以服人，况为恶而欲以诈术服人哉？吾未见其计之善也。夫欲人不敢欺，不如使人不忍欺；欲人不敢侮，不如使人不忍侮；明智以畏人，不如德仁之感人；为恶而欲以诈术服人，只见其惑也已。
衰世人情，是非、毁誉皆不足凭，君子惟先自守，勉力为善，求尽其理而已。郑叔段多行不义，国人爱而称之；齐匡章求以尽性，国人谓之不孝。盖衰俗之人，多失其本心，其所尚者诡谲欺巧以为能，矫激佞说以为贤，乌知君子之本心与人之贤否？但纵其好恶之私为是非毁誉，故不足凭也。君子惟自守自修之志不可不笃，稍不笃、则疑贰生而方寸乱矣，乱或不能无，惟益精其理则安矣，此皆用工最要之事也。
樊迟问仁，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今之云学，则异于是。居处则以清虚亢傲为高尚，而所谓恭者无有；执事则以慢易不屑为豪杰，而所谓敬者无有；与人则以出入二三为才智，而所谓忠者无有。三言者，孔子谓：“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今则虽君臣之际，父兄之前，妻子之上，朋友、亲戚乡党之间，皆不知所谓恭、所谓敬、所谓忠者为何事，犹谓圣人之学当然，其为弊可胜言哉！
学者莫先于自守，然此事甚难；至于有守矣，或失其中，而饥寒切身，又切父母妻子，于是情不能堪，或有所取，或有所求，义利之间，分毫不辨，则辱身致咎莫甚焉。谚所谓“要一钱，不值一钱”，如之何则可？且此理不明已久，往往见前辈非为利则为名，为利固不可学，为名又可学哉？吾见凡为名者，虽祖父田园，居官常禄，亦多轻视，散而不蓄，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以和义之利，恣无益之费，曰某人贫无卓锥，曰某人死无以敛，务为好名之举，久之，或不能自给者多矣，至其子孙与其后学，无以为守而反靡所不为，此皆务名之过，决非圣人中道。君子为学，岂不治生，岂无所取，皆视其分所当为，义所当得，力所当勤，用所当俭者尽其心而已，此孔门所以有“游艺”之训，《大学》所以有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道也。于此而知盈缩节约之方，当留有余，以待公私缓急之需，则财可足，虽不至于丰余，亦可免他日饥寒之患、求人滥取之失矣。如此，则守可终身，子孙后学皆有所赖而有恒心也。若夫始于好名，终则丧行，吾不取也。
饥寒于人最难忍，至若父母妻子尤人所难忍者，一日二日已不可堪，况于久乎？由此言之，则利不可轻矣。然有义存焉。今未暇他论，姑以其至近者言之：如父母之于子，子之于父母；夫之于妻，妻之于夫；可谓一体无间矣。然于取与之际，义稍不明，则父母必不乐其子，子亦不乐其父母矣；夫必不乐其妻，妻亦不乐其夫矣。由此言之，则义岂可轻乎？二者皆不可轻，如之何其可也？君子于此处之，必当有道矣。此皆学问之不可不讲者。
象山言：“吾家治田，每用长大镢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许外，方容秧一头。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以他禾穗数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种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余粒。每一亩所收，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盖深耕易耨之法如此。”此与《汉书》赵过论代田之法亦合，乃孔门论游艺之道如此，学者不可不知。樊迟因不知夫子游字之意，欲舍道德仁而专志为农圃，故云小人。吾因家用不给，思之乃觉其理，因推而试之于树艺畜牧，颇有验。
人之用财，固不可奢侈浪费，亦不可悭吝鄙啬；人之生财，固不可孜孜为利，亦不可矫激沽名；皆非君子之道。君子之道，辞受、取与视其义，治生、作务视其道，如此则守可以终身，教可以行于世，此圣人之道所以为无弊也；反此，则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学者问处世之难。予因举濂溪曰：“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以答之。学者有疑，予因举平生居乡立朝所经验者告之曰：诚无造作谓之无事，实理自然谓之至易，伪害诚谓之行难，决行固守则无不能诚谓之果确无难，然必久而后易，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今世变日下，人多好名嗜利，失其本心，无所不至，吾将奈之何哉！亦惟果确自修、以尽其在己，不怨不尤、以听其自然，如此久之，人情亦（0）将自定，亦自相信，彼之智巧亦自无所施矣，至此，始知诚之为益，伪之无益也。故曰：“仁者、先难而后获”，此吾平生所尝试者，试思之可知矣。
学者气质难变，皆系于风声气习。我朝立国以来，不知何自变为好名尚气节之习，如当时前辈及吾乡前辈有务此者，其居官居乡，虽在人伦至亲，上下交际，为之已甚，言之可骇，至今历历在人耳目，不可胜数。其风声流传，故至后进之士与吾乡党之士，每以好胜急功利之心，文以立名，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