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又以绳系手臂，又为木牌，书当戒之言，藏袖中，常检之以自警。如此数年，仅免过咎，然亦不能无猎心之萌。由此益知气习移人之易，人心克己之难。又久而思之，圣人之学，以诚为本，诚之为工，以毋自欺为要，毋自欺之实，皆在独知之中致力，虽衽席之上，不可忽也。今不觉白首，历数十年犹未足以纯德明道，其可惧何如哉！
孟子以舜发畎亩，至百里奚举于市，凡六人皆生知、学知之资也；至语其成，皆以困知勉行之工为言。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苟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然人岂可以生知、学知之资而不用困知勉行之功哉？
“舜发于畎亩”者，乃其耕于历山，怨慕父母之时之事也；“傅说举于版筑”者，乃为胥靡筑于傅险之事也，岩，险也；“胶鬲举于鱼盐”者，乃贫瘘为捕鱼煎盐之事也；“管夷吾举于士”者，乃子纠见杀、囚于士师之事也；“孙叔敖举于海”者，叔敖楚人，楚国无海，是其流窜海滨之事也；“百里奚举于市”者，乃以五骰羊皮鬻于楚之事也。此皆天有意于此数人而使之如此，以成就之也。“苦其心志”者，物之苦、必云荼蓼，心志所遭，虽荼蓼不足喻，此苦之至也；“劳其筋骨”者，劳役疲倦，至于筋骨，此劳之至也；“饿其体肤”者，饿至于体肤消瘦，此饿之至也；“空乏其身”者，贫匮至于赤身，此空乏之至也；“行拂乱其所为”，凡有欲为，必遭颠沛背戾，跬步不可行也；然后“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者，言必至此方能耸动其心，坚忍其性，增加培益其所不能也，此皆其事也。释氏所谓：“非忍能忍，虽行能行”，亦此意也。“人恒过然后能改”者，夫人非自修之笃，不能常知己之有过，知常有过，则愧耻积而悔悟深，惩创切而改之必矣；“困于心”者，其心无可奈何而昏闷也；“衡于虑”者，欲为不可，欲已不能，而横于虑也；“作”，振作也，“而后作”者，然后能振作也；“徵于色”者，见人怒之见于颜色也；“发于声”者，见人诮让毁讪之发于声音也；“喻”者，深晓也，“而后喻”者，必至此而后深晓也。如此言之不足，而又以有国之事为喻：言人之有国，若内无法度之家，拂谏之士；外无攻敌之国，外来之患，其国必多安逸，恣意般乐怠傲，必至于亡而已。“生于忧患”者，因忧患而知思、知慎、知节、知畏、知谨、知保、知修，所以能生也；“死于安乐”者，因安乐而不知思、不知慎、不知节、不知畏、不知谨、不知保、不知修，而至于死也。此皆人世所必有，人生所不免，若非身履深历不能知也。又非孟子笃志坚苦，身历艰难，备尝世故，何以知圣贤之事言之真切如此哉！今学者稍遇利害，略涉险阻，便欲躲避，不敢承当，乌可以言学而云作圣也？岂知舜与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六圣贤者皆由此而成哉！孟子所以虽生衰世，不待文王而能兴者，亦由于此。学者不可不知。
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谶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孔孟之言皆如此，则知学问之道，必在于兢兢业业。今之学学者，不思圣贤之兢兢业业，乌能变化气质，以成其德哉！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曾子一生慎独致知之工如此也。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此夫子自检其学，惟此三者为难，故发此言。凡人之学，有之必欲发露，故以能默为难；既默则易忘，故以能识为难；处常而能不厌，历久而能不倦，皆人之难也，夫子自检而知其难，故曰，“何有于我哉！”皆“望道未见”之心也。
每读《论语》，辄思夫子容貌气象，朴实谨慎，谦虚温厚，略无一毫声色圭角外见，所以其德之大如天地然，无不覆载包含也。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气象容貌，亦如此而已。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贡之言可谓知夫子矣。其所谓君子者，指夫子也。夫子之心，如青天之日月，或有（故无）〖过误〗，无小掩护，亦如日月之食于上，故人人皆得而见之；及更而改之，无小迁就，故人人皆得而仰之。此言最得圣人之心，今有志于自修者，可不知圣人之心哉？若夫或至有过，必欲掩护文饰；或思更改其过，必欲隐忍迁就，岂可哉？学而不知改过，则不足以言学矣，故曰，圣贤不难于无过，难于改过，过而能改，遂为无过矣，故禹拜昌言，仲由喜闻过，亦此意也。
凡人遇忧患、不思处忧患，而思无忧患；遇横逆、不思处横逆，而思无横逆；遇劳事、不思处劳事，而思无劳事；遇繁扰、不思处繁扰，而思无繁扰；遇贫乏、不思处贫乏，而思无贫乏；遇疾病、不思处疾病，而思无疾病；遇辛苦、不思处辛苦，而思无辛苦；遇难言、不思处难言，而思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