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惟纵欲之无度，则室家之道，必有不宜，妻必妒其孥，孥必怨其妻而不乐，则父母之道，乖离不顺，以此教育其子，则其兄弟必有不翕，人伦之道，由此皆不尽矣。此乃夫子闺门衽席之教，其他弟子皆不获闻，惟子思于家庭之间闻之，故特著之《中庸》之中，恶可忽哉？
人之才，必知道而后大，故其用不亏；若不知道，纵使有才，施之人情，必有不宜，用之辄穷，但可谓小有才，而不足谓之才矣。
《易》曰：“过此以往，未之或知”者，是至诚之道如此。凡人未至至诚，其事犹可测；既造至诚，则其事不可测矣。盖人情之难翕合者，至此而皆翕合；人事之难济者，至此而皆济；皆出常情意料之外，故曰“未之或知”也，故君子修道，惟勉其诚而已。
紫阳分戒慎、恐惧为静存；分隐微、慎独为动察。静存之际，为而无所闻，目无所见，故曰“虽不见闻，亦不敢忽”；直至下节方云“迹虽未形，几则已动；人虽未知，而己独知之”，则分慎独、戒惧为二事矣。故又曰“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窃详斯言，是以人心独知之先别有虚静之体、无闻无见之时，致其静守之工，为天理之本，岂不谬哉！此说原于释氏下乘，故禅宗之诗有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紫阳每诵之以训门人，故所著《太极图解》及《调息箴》，皆可见矣。且《调息箴》最为平生用功之得力者，以此分静存、动察，则并所谓独知者亦非本体之知、万物皆备于我之心，故不得不更于外物旧迹之间而求其格式形似者而依仿之，而别为穷理致知之说，其势然也。其门人黄勉斋所作《朱子行状》亦云：“终日考求检阅，倦则瞑目端坐，少顷则又考求检阅。”皆其实迹。此说又本于伊川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其所谓“敬”者，实非文王“缉熙敬止”之“敬”；其所谓“致知”者，亦非《大学》之所谓“致知”，故伊川于游杨侍立，瞑目端坐，而不知门外雪深三尺，盖伊川之学，亦由下乘而来，故其说与紫阳契合。紫阳平日之所尊信，亦惟伊川而已，故紫阳《大学补传》，只采伊川之言以附会之。至于今日，凡论圣学而失尧舜精一、孔门致知之旨者，或由下乘，或由上乘，皆自以为致虚，皆自以为无意、必、固、我，而不知皆堕于空虚，而不足以立天下之大本，经纶天下之大经，皆由此说误之。（0）
卷第六
天赋人此理谓之命，人受天此理谓之性，性即理也。其所以分，理是泛言事物之理，性是专言在我之性；虚的是心，实的是性。
程子曰：“去不仁则仁存”，此言最切。又曰：“仁载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谓义，履此之谓礼，知此之谓智，诚此之谓信。”
又曰：“仁者在己，何忧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忧也，‘乐天知命故不忧’，此之谓也。若颜子箪瓢，在他人则忧，而颜子独乐者，仁而已。”
慢易之态，戏虐之言，利欲私邪之心所由生也。
敬者，天命之所以流行也，衽席之上，一有不敬，则天命为之窒也。
伊川先生疾格，门人有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才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此乃伊川晚年进处。盖人之所以为学，皆分内当自尽者，非是欲如此用，方去如此学，才有一毫欲用之意，便根本不是，便为外驰，便非圣人为己之传，后世出处不明，皆由于此。且圣贤用处，惟尽其在我，皆是物来顺应，如治国、平天下，如居一官、尽一职，皆尽其心之所知，无所不用其极耳，故自然定当，自无纤介凝滞，而功业先被于天下后世矣。
用心有二等：纯从天理用心，愈用则精神愈完而心愈明；若略向人欲上用心，用之则精神日耗而心日昏，故众人之聪明每不及于前时，而圣贤之知识常与日皆新。然今日学者不可以用心，不可以不用心，毫厘之间能有以辨之，则圣人之学在是矣。
朱子曰：“虽有过人天资，也下迟钝工夫始得。”此言最切，无天资者既不足以窥其大，有天资者又不能自力以致其精，此圣人之学所以难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丘〗者焉，不如某〖丘〗之好学也。”又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又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岂亦迟钝之意乎？岂为谦己诲人而哉？夫天资莫过于夫子，其言自尚如此，尽之恃天资而不用力者果何为哉？
学者于凡日月事为之间，勉勉其志，必有以见其当然之理而不容已处，方为有益。若有一毫可以学、可以不学，可以为、可以不为之心间之，则虽终日端坐，终岁诵习，皆为无益矣。
心存无适者，敬也。常存而无失者，致知穷理之要也。故敬者、明诚之本也，明而诚，圣人之学在我矣。
学者能以圣人之志深自体究，以验在我之志何如，忽焉不知，其心常若有所持循，不能一刻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