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征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时征、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创作之哉？([8][63])
唐开元时，有若<望瀛>法曲传于今，实黄钟之宫。夫黄钟之宫调([9][64])是为黄钟宫之均韵可尔奏之([10][65])乃么用中吕，视黄钟则为征。
[七宫一均，实起太簇。则名为仲吕，实林钟也，故曰中吕视黄钟为征。]
(否!唐宋律制差两度，宋黄钟与唐太簇等高，
故正宫，唐属太簇之宫、宋属黄钟之宫。
唐以下征为基调，宋以正声为基调。
故唐之黄钟为宋之林钟、宋之黄钟为唐之仲吕。)
既无征调之正。乃独于黄钟宫调间用中吕管，([11][66])方得见征音之意而已。([12][67])
及政和间作燕乐，求征、角调二均韵亦不可得。([13][68])
有独以黄钟宫调均韵中为曲，但以林钟卒之，([14][69])
是黄钟视林钟为征，虽号征调，然自是黄钟宫之均韵，非犹有黄钟以林钟为征之均韵也。
[言正宫虽用林钟为杀声，而正宫之为正宫自若，不能因改用林钟为杀声，遂为征调也。观此，则蔡元定专以起调/毕曲为六十调之辨者，不攻自破矣。]
此犹多方以求之，稍近于理，自余凡谓之征、角调，是又在二者外，甚谬悠矣！
[案，《文献通考》：
“教坊所奏凡十八调，不用者十调，
一曰高宫、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以上宫/商/羽三高调)
四曰越角、五曰大石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双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钟角。” (以上七角，合计共十调。)
然则七角一韵，非亡于春秋时矣。惟其于政和补征调之故，言之尚详，盖得之于目睹也，故录之。]
[《琵琶录》：
“唐太宗朝，乐器内挑丝竹为胡部，用宫、商、角、羽，并分平、上、去、入四声。其征音，有其声无其调。”]
[案：征音”有其声”者，谓琵琶每弦之中，各具五声二变也，
“无其调”者，谓琵琶但有宫、商、角、羽四弦，无征弦也。其理极易明。
朱文公云：
“不知是如何，其中有个甚么欠缺处，所以做那征不成。”则亦未得其解矣！]
[又案：琵琶四弦无征调，唐人之五弦弹则有之。[多一弦，故有征调。]
元 稹<五弦弹>诗云：“赵壁五弦弹征调，征声激越何清峭。”
又张祜<五 弦>诗云：“征调侵弦乙，商声过指笼。”是五弦之器有征调也。
五弦弹，《新唐志》谓之“五弦”，《通典》谓之“五弦琵琶”，唐乐多用之。
此器至宋已失传，徽宗置大晟府，命补征调，当时如柳永、周邦彦辈，皆号为知乐，乃不知唐人有五弦之器，但借琵琶之宫弦为之，(当是借宫「调」为之!)致伶工有落韵之讥。疏(殊，极也)可笑也。)
《宋史.乐志》引蔡元定《燕乐书》：
“宫声七调，皆生于黄钟，
商声七调，皆生于太簇，
羽声七调，皆生于南吕，
角声七调，皆生于应钟。
此其四声二十八调之略也。
(「皆生于」一词难解。
一说「皆同于」之谓也──
七商调之音型结构「皆同于」黄钟均太簇宫、
七羽调之音型结构「皆同于」黄钟均南吕宫………。
二说「皆为首」之谓也──
七宫调之首，为以黄钟为杀声之正宫调、
七商调之首，为以太簇为杀声之大石调、
七羽调之首，为以南吕为杀声之盘涉调、
七角调之首，为以应钟为杀声之大石角调。
(──以上四调同属黄钟均。)
提出「皆生于」一词的《宋史》，其调序即如此，
而与《琵琶录》之运次不同。──
《琵琶录》之运次，除角调外，是皆以杀声为黄钟者，为七调之首的。
三说「皆用」之谓也──
七宫调「皆用」黄钟那一弦奏出、
七商调「皆用」太簇那一弦奏出、
七角调「皆用」姑洗那一弦奏出、
七羽调「皆用」南吕那一弦奏出。
凌氏虽没有明说，但似主此说。
但此说完全不合事实，也不合常理。)
又，姜夔《大乐议》：
“若郑译之八十四调，出于苏只婆之琵琶，法曲无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调者，其实则有黄钟、大吕、[旧作太簇，误。]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七律(当是七均)之宫、商、羽而已。于其中又阙大吕([15][70])之商、羽焉”。
[案；《宋史》
“七宫生于黄钟”者，[黄钟为宫故。]谓用大吕、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