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败后，先帝尝曰：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然则一时过举，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23]。』大防曰：『皇帝圣明，必能照察此事。』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
丙申，左朝请郎、新京河北路转运判官董敦逸知临江军，左朝请郎、新福建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知南康军。敦逸、庆基既有旨与知军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纯、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亦言：『二人诬陷忠良，朝廷容贷，止令出使，臣恐后人观望，得任私意，敢肆狂诬。』故遽责之。黄庆基、董敦逸既责，苏轼以札子自辨曰：『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见疾于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光庭、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其间于义，不可不辨。臣先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数人，所行告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内吕惠卿自前执政授散官安置，诛罚至重，当时蒙朝旨，节录台谏所言惠卿罪恶降下。既是词头所有，则臣安敢减落?然臣子之意，以为事涉先朝，不无所忌，故特于告词内分别解说，令天下晓然知是惠卿之奸，为先朝盛德之累。至于窜逐之意，则已见于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臣愚意以为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指斥，不亦矫诬之甚乎?其余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诰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只如其间有「劳来安集」四字，便云是厉王之乱，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则天下之人，便不敢开口动笔矣!孔子作《孝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诗也，不知孔子诽谤指斥何人乎?此风始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而言也云云。』太皇太后令辙谕曰：『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摭，且须省事。』轼乃具札子称谢曰：『天慈深厚，如训子孙；委曲保全，如爱支体。感恩之涕，不觉自零。伏念臣才短数奇，性疏少虑，半生犯患，垂老困谗。非二圣之深知，虽百死而何赎?伏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负气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多识寡，好善不忘，是以遇锺会之祸。当时为之扼腕，千古为之流涕。臣本无二子之长，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谨当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便须刻骨，岂独书绅?庶全蝼蚁之躬，以报邱山之德。』
六月甲寅，礼部尚书苏轼乞知越州，诏不允。壬申，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苏轼知定州。
按：轼奏议，八月十九日，犹以端明殿侍读、礼书论汉、唐正史，则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除定州。又《实录》于九月十三日再书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书或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寻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当考。六月八日，轼已乞越州，诏不允。《政目》于二十日书苏轼知定州。
九月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知定州。
绍圣元年三月，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见《绍述》）。
四月癸卯，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吴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诏安诗罢起居郎。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劾实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在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则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词，中书舍人蔡卞所草也。范纯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罢免，朝廷之事，不合与闻。然有未尽之诚，上觊少裨圣听。窃见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诰词言涉讪谤，伏缘熙宁法度出于建议之臣，又州县奉行之际，多有过当，不副神宗爱民求治之意。及至垂帘之后，惠卿方用监官之方特行重窜，苏轼因撰辞之际，遂至过诋惠卿。今台章揽归先朝，事体不便。况今来言者，多是垂帘时擢归言路之臣，当时畏避，不即纳忠；今日观望，始有弹奏。若便施行其说，亦恐玷垂帘之圣明，妨陛下纯孝之德。三省进呈之际，伏望圣断，特加容贷，不惟可全国体，亦可稍镇浇风。』甲寅，侍御史虞策言：『苏轼既坐讥斥之罪，犹得知州，罪罚未当。』诏轼降充左承议郎。
闰四月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