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曰：『臣切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臣之所谓偷刻者，专指今之有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有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用第三首。臣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诏追回放罪指挥。或言朝廷谓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恐遂逐光庭，则所损益大[2]，乃各上疏论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犹未显斥，其有讥讽意也。疏入，不报。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帝也。朱光庭指以为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亦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审如所闻，则光庭固已失之，而轼亦未为得也。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戏程颐为不慎言。举此二者罪之则当也，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亦过矣。』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上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轼非无过也。』
二年正月辛酉[3]，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间，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报。是日，岩叟、尧俞又各上疏论之。乙丑[4]，诏：『王岩叟、傅尧俞、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庚午，翰林学士苏轼言：『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所不敢深辨，盖以深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圣明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申明其无罪。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似亦有罪。若不实言，是欺陛下也。臣昔于仁宗朝制科，举所进策论、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区区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覩二帝临御以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使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隳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尧俞既读札子[5]，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又曰：『苏轼更不是讥讽祖宗。』对曰：『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止是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云云。』岩叟因于袖取轼所撰策题，就帘前指陈。未终，帘中忽厉声曰：『更不须看文字也!』岩叟又进读札子，帘中极不以为然。尧俞曰：『如此，则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又厉声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张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愿于道理上断事。适蒙宣谕：言官有党。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只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当看事理如何云云。』遂下至台中。尧俞与岩叟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谓臣等党附谏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俟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尧俞、岩叟札子付三省。己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札子。执政有欲降旨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后不听，因曰：『轼与尧俞、岩叟、光庭皆逐!』执政争以为不可。丙子，诏：『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与学士院令知。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亦言：『苏轼止是临文偶失思虑，本非有罪。闻言者未已，盖此事或闻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讦，流弊渐大。望圣慈深察，召来宣谕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谏官、盖为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