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补外，上曰：『不须入文字，俟执政有阙。』明日，苏辙责汝州，祖禹再上章请郡，不许。盖上欲以祖禹代辙也。既而沮之者甚众，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甲寅，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壬戌，资政殿学士、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为右正议大夫、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上既亲政，言者争论垂帘，纯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诏禁约，并录诏以进，不从。纯仁数称疾求罢，晨后出居慈孝寺，再录诏以进，且言：『近闻狂人传播拟策目，云尝经圣览，又台官章疏，或以取用。其说甚非陛下遵奉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政、保祐圣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诏，以信万方。今妄为诋讦者既多，陛下容之，则妨圣孝，惩之，则恐不忍，不若以诏禁约，事得两便。』讫不从。纯仁固求罢，而有是命。癸亥，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为侍御史。
闰四月辛未，监察御史郭知章为殿中侍御史。甲申，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知宣州。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尚书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以为其用。御史中丞黄庆基言轼诬诋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故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苟容，望赐黜责。』诏之纯落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按：轼敢以私忿形于诏告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臣愤其诬罔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游薄小人，影附于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窃见前宰相吕大防天资强狠，怀邪迷国。尝与御史中丞苏轼阴相党附，同恶相济。伏愿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断，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恶，判别忠邪，以正纲纪，然后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国家先务，惟陛下留神采择。』
五月辛亥，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为端明殿学士，充真定府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奉世再乞罢政，故有是命。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塞而弃之，外示以粥，实生寇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九十一人。惇曰：『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于内，赵卨、范纯粹成之于外，故众论莫能夺。若孙觉、王存辈，皆暗不晓事，妄议边计者。至于赵卨、范纯粹，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4]，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夫妄议者犹可恕，挟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为然。右正言张商英言：『先皇帝以历代典礼讹谬，置详定礼官，考合异同，请废兴坠，谓天地合祭非古也，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刬荡前美，既画权且合祭指挥于前，苏轼又发六议于后，太常博士陈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诗，为牢不可破之论，乃降手诏曰云云。请再下礼部详议。如南北异郊不违经训，天地合祭非出圣断，则前此立议之臣，诬天造命，罪在不赦！』
六月甲戌，御史中丞黄履言：『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吕大防，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刘挚，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当垂帘日，俱为柄臣。焘先鼓唱邪说，吴居厚继陈注、刘安世等遂共攻之。执政既主于中，仍投蔡确岭外，累遇恩沛，不令生还，家有慈亲，终不得见，死非其辜，中外愤叹。自陛下躬临机务，洞照奸诬，寝复确官，贲于泉壤。切谓遭横逆者既伸忠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显斥，以允公议。』左司谏翟思言：『近论元祐以来内外奸人附会大臣、诋先朝以希进擢。乞出章疏、条例是非，明谕中外，雪先朝之诬谤。又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相与诎窜吕惠卿、蔡确，乞各正罪犯，未闻施行。望出睿断，以慰公议。』右正言上官均言：『吕大防、苏轼擅操国政，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纯，擢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等，皆任为谏官、御史。是四人者，倾险柔邪，嗜利无耻。其所弹击者，皆受吕大防、苏辙密谕，或附会风旨，以济其欲。切观陛下自亲机务，收还政柄，大防、辙党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杨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论。伏望考察大防、苏辙擅权欺君之罪，推究杨畏等朋邪害正、趋时反覆之恶，谴责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右正言张商英言：『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援引朋党，肆行讥议。至如罢免役法，则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诏求直言，则专赏讪谤之人；置诉理所雪罪犯[5]，则画自熙宁元年以后，弃渠阳州县[6]，则甘言猥语，无所不至。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省之所勘会，户部之所行谴，言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告命，指摘抉剔，鄙薄嗤笑。当垂帘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7]，翦除陛下羽翼于内；执政之用事者，击逐陛下股肱于外。天下之势，殆哉岌岌乎!』监察御史周秩言：『吕大防前为尚书左仆射，居官日久，恣为奸恶，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