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监察御史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诏内、外两制及台谏官等各举才行一人。』诏许将、蔡京、黄履、蔡卞、钱勰、林希、王震不拘资序，各举堪备任使二员以闻。
六月乙酉，诏：『元祐初减定除授正任已下俸禄，递损物数不多，有亏朝廷优异之礼。其见行条令，悉宜罢去，并依元丰旧制。其宗室公使并生日所赐，自依元祐法。』
靖国元午三月二十七日，可考。御集又云：『先是元祐中，奸臣建言：清遵省俭。自太皇太后以下，递有裁损，宗室正任，皆被减损，意在诋诬元丰。哲宗亲政，察其奸心。至是始复元丰法。』旧录已自削去，今姑存此，可见小人之心无忌惮也。
七月己亥，户部尚书蔡京言：『奉诏措置财利，窃见熙宁中，先皇帝稽参先王补助之意，行散敛之法云云。今陛下绍述先志，将大有为，生财之道，无以易此。乞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立为定制，以幸天下。』（详见哲朝《青苗》）
九月，详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诸路，应缘常平敛散等事，除今来申请外，并依元丰七年见行条制。其给纳常平钱有所抑勒，令提举司觉察奏劾。』从之。
三年正月，诏罢合祭。自今间因大礼之岁，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二月，诏三路保甲依义勇法教试。丙寅，详定敕令所言：『京东、河北、河东转运司奏：元丰官印、契书即有法式，而纸札厚大，不容奸伪。元祐之初，有司观望，申请废去天下契书奸巧之弊，复如往时。今乞依元丰条例，委得经久，于民有利。』从之。
新录辨曰：小人观朝廷之向背，揣所乐闻，驰骛迎合，非无耻者孰能之?方绍述之说兴，虽契券、纸札之厚薄大小，亦妄述利害，以济其谀，可以见一时在位者，小人之多也!史官亦不当书之。《实录》今删去，要见元祐印契法如何。
三月壬子，上谓二府以元祐减省功格不当，令修定，久未上。众皆曰：『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丰中以有边事，故优立赏格，其间不容太厚者。然今日方有边事，欲激厉人用命，不若一用元丰赏格，候边事息，别议增损。』上曰：『当如此。』遂降旨诸路，令告谕将士知悉。
四月乙酉，户部侍郎吴居厚言：『请诸路课利场务及三万贯已上者，并依元丰条举官监当，仍各委本路转运司奏举。』从之。丙申，右正言孙谔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祐省。虽省，未尝废事也。则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丰重，元祐轻。虽轻，未尝废役也。则重不若轻。然则元丰不及元祐之法欤?曰：大纲立矣。随时不能无损益者，众目也。数省而直轻，则民之出泉者易。民之出泉者易，故法可久也。』翰林学士、详定修敕令蔡京言：『孙谔言役法，是欲申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诏谔罢右正言，并知广德军。
七月癸巳，枢密院言：『据知邢州张赴称[4]，体究得民间愿得牧地养马。第与蠲其租课，仍不责以蕃息，养马人户无追呼劳扰之患，并不愿养马之家不得抑勒。今相度，欲
具为条画榜示云云。』从之（详见《马政》）。
十一月辛丑，中书省勘会元丰四年正月九日中书省札子：『应两省待制以上，并转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至元祐三年三月六日，敕寄禄官并置左、右字，因此许带职人待制已上、职事官谏议大夫已上，自朝议大夫便转中大夫，比其它出身人超越一官迁转。近降绍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正议大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分左、右外，余并废罢，并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亦依旧依两资迁转。其朝议转中大夫一节，亦合废罢。』诏依议定，其已转过之人更不追改。
四年二月庚辰，诏罢《春秋》科。
旧录云：诏罢春秋科，先帝以经术迪士，独《春秋》不设科，以鲁史亡，不可稽考，士不能通故也。元祐复设，今罢之。新录辨曰[5]：不设《春秋》科，本王安石偏见私意。班固曰：『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左邱明论辑其本事，是以为之传。自汉儒据传以通经，六艺垂世，卓乎如日月。』而史官因诏罢《春秋》科，妄谓先帝以鲁史之不可稽考，士不能通之故，今删去。
三月癸亥，御集英殿，赐正奏名进士何昌言并诸科进士等及第、出身、释褐共六百九人。是日未启封，读三人程文，至第四人，展读数百字，曾布与蔡卞俱云：『文字显不如第三人，恐不须读。』启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上宣谕曰：『对策言先朝法度当损益，可降。』布曰：『事有适于事变，近于人情，固当损益，恐无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闻有可增损，亦当随宜损益。』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曰：『先帝则当损益。陛下方绍述先志，不当损益。』布曰：『恐无此理。』上顾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如何益?』京曰：『第言事当损益者，不可不损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上曰：『更不须降。』然卒降为第七人。及启封，则李元膺，乃察之子也。后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殿放进士，因言及损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极陈时变有所不同，人情有所不便，岂可不得增损?如此，则是胶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