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制，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纸铺孙家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岂有为天下主，乃只如孙家纸铺所为?何以谓之人主?呜呼！『设法相倾』之语谓之不诬，可乎?『紙铺孙家』之语谓之不诋，可乎?神考爱民守法，而指为阙政，力主嘉问，遂至于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七月壬午，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辛卯，诏在京商税务、杂买场、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
闰七月。先是，上批付王安石：『闻市易买卖极苛细，市人藉藉怨谤，以为官司浸淫，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可指挥，令只依魏继宗元擘画施行。』于是安石留身白上曰：『陛下所闻，必有事实，乞宣示。』上曰：『闻榷货卖冰，致民卖雪，都不售。』安石曰：『卖冰乃西园苑，非市易务。』上曰：『又闻卖梳朴即梳朴贵[4]，卖脂麻即脂麻贵。』安石曰：『若买即致物贵，即诸物当尽贵，何故脂麻独贵?』上曰：『或云吕嘉问少年不练事，所置勾当人尽奸猾，嘉问不检察。』安石曰：『嘉问所置勾当人，如沈可道、孙用勤，若不收置务中，即必首为兼并害法。今置之务中，所谓御得其道，狙诈咸作使是也。』上曰：『又闻立赏钱捉人，不来市易司买卖?』安石曰：『此事尤可知其妄。吕嘉问连日或数日辄一至臣处为事，初臣要见施行次第，若有榜如此，臣无容不知。果有此事，则是臣欲以聚敛误陛下。陛下当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无缘有此事。』上曰：『卿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体朝廷意，更须审察。』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会，以具闻奏。』
十一月丁巳，上谓王安石曰：『市易卖果实审有之，即大烦细，令罢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细民上为官私利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状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实。自立法以来，贩者比旧皆即得见钱，行人比旧官司兼并所费，十减八九，宫中又得好果实供应，此皆逐人所供状，及案验，事实如此。陛下谓其繁细，有伤国体，臣愚窃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卖；设官监商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又不以为非者，习见故也。臣以为酒税法如此，不为非义。何则?且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须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善，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又珍异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滞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碎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正体。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视听食息，皆在元首。至欲搔痒，则须爪甲，小大所在不同，然亦不可阙。天地生万物，一草之细，亦皆有理。今为政，但当论所立法有害于人物与否，不当以其细而废也。』上笑，且曰：『买得果实，诚比旧极佳，行人亦极便，但行人皆贫弊，宜与除放息钱。』安石曰：『行人比旧，已各苏息，可以存活，何须除放息钱?若行人已苏息，比旧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须除放息钱，即见今商税所取，不择贫富，固有至贫之人，尚为税务所困，亦合为之蠲除，彼何独蠲除此?今诸司吏禄极有不足，乃令乞觅为生，不乞觅不能自存，乞觅又犯刑法。若除放息钱，何如以所收息钱增此辈禄?』明日，进呈内东门及诸殿吏人名数，白上曰：『从来诸司，皆取赂于果子行人。今行人岁入市易务息钱几至万缗，欲与此辈增禄。』上曰：『诸殿无事，惟内东门司事繁，当与增禄。』安石曰：『如入内内侍省吏人，亦当与增禄，盖自修宗室条制，所减货赂甚多故也云云。』又录??人泉府事白上曰：『此周公所为也。』上曰：『周公事未能行者岂少?』安石曰：『固有未能行者，若行之，则便于公私，不知有何不可?而乃变易，以从流俗。所见十二月乙亥朔诏，罢诸路上供科买，以提举在京市易务言上供荐席、黄芦之类六十色，凡非余州，不胜科扰，乞计钱数，从本务召入承揽，以便民也。』
六年正月己酉[5]，中书言：『欲以市易务上、下界商税税翰林图画院，杂买务、杂卖场、诸宫观真仪法从、南郊、太庙、家事、府司、检详等库、都亭、怀远驿、三粮料院、内军器五库隶都大提举诸司库务。』上批：『内军器五库，官物储积，多在宫禁，及收内降物，兼自有提举、提点官，可不隶提举诸司库务。』余从之。辛亥，枢密使文彦博言：『近臣言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敛民怨，乞寝罢。至今涉旬，未闻施行。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王安石白上曰：『陛下近岁放百姓贷粮至二百万，支十斗全粮大军，一岁增费，亦计数十万缗，以至添选人俸、增吏禄、给押纲使臣所费，又亦百万缗。天下愚智，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货利?岂有所费如此，而乃于果实收数千缗息，以规利者?直以细民久困于宫中须索，又为兼并所苦，故为立法耳。』彦博所言，遂寝不报。
二月丙子，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张焘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七年正月癸亥，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先已遣蒲宗闵、沈逵，今复遣杞。其后，上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