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法：灾伤第四等以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臣以为王者赋役敛弛，皆以为民，丰穰则取，饥馑则与，为政之实也。借或下户役钱一千，以分数各减二一百及三四百，或三十五十，亦不免赴官输纳，岂有所济?当立为信令：凡遇凶歉，使诸路如蠲放税赋法，不待奏禀。岁小饥，则免最下等户，中饥则免以次下户，免讫以闻，示信于民。如此，则凶年有施舍之惠，法令无动摇之变矣。』从之。
十一月戊子，诏职田占佃户过岁及影庇差役，并科违制之罪。
五年五月甲辰，诏权提点江南西路刑狱、提举常平仓金君卿落权字，仍赐敕书奖谕。先是，君卿奏：『昨王直温、苏澥同议科定役钱，召募入押钱帛纲入京。每一万贯匹，支陪纲钱五百贯足。本司询问曾押纲乡户衙前之家，皆不愿行，遂用熙宁三年十二月并四年六月中书指挥，选得替官员使臣人员管押施行。仍以向者王直温等陪纲钱数太多，相度每细绢万疋，止支钱一百缗足，钱万贯，支钱七十缗足。募到官五十余员管押，及差人船上京交纳，并不差乡户衙前。乞自今后依此。』故有是诏。于是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诸路皆可行，但令监司稍加意，许令指占好舟，差壮力兵士及时遣行，则替罢官人人争为此殆李承之谗张谔，故有此问。然上亦素疑其未便。及进呈，上曰：『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又保正只合令习兵，不可令贰事。』安石曰：『保丁户长，皆出于百姓为之。今罢差户长充保丁催税，无向时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或十年以来方一次催税，不过二十余家，于人情无所苦。谓保丁只可令教阅，即《周官》十五其民，有军旅，有田役。至于五沟五途封植，民皆出职焉。若止令习兵，不可贰事，即不知余事令谁勾当?』上曰：『周公之法，因积至成王之时，非一代之力，今岂可遽如此?』安石曰：『先王作法，为趋省便?为趋烦扰?若趋省便，则至周公时极为省便，然尚不能独令习兵而无贰事。则今日欲止习兵无二事，恐不可得也。』乃诏司农寺、条例司具应言废罢耆户长壮丁利害，编写成册纳禁中。
九年九月，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表乞致仕，诏答不允。方平因奏疏论率钱募役之害曰：『昔者圣人所以治民之道，别其四业，任之力职。农夫效稼穑之力，虞衡主山泽之利，百工饬化八材，商贾阜通货贿，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泽、关市，此财用之所出也。募役之法，令人户等第输钱。夫钱者人君之所操，不与民共之者也。官自冶铸，民盗铸者抵罪，无益饥寒之实，而足以致衣食之资，是谓以无用而成有用，人君通变之神术也。本朝经国之制，县乡板籍分户五等，以两税输谷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谓取于田者也。金、银、铜、铁、铅、锡、茶、盐、香、矾诸货物，则山海、坑治、场监出焉，此谓取于山泽者也。诸筦榷征算斥卖百货之利，此所谓取于关市者也。惟钱一物，官自鼓铸。臣向者再总邦计，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廪禄、军师乘马、征戍聘赐，凡百用度，斯焉取给，出纳大计，备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财利所入，茶盐酒税岁课一千五百余万缗，太宗以是料兵阅马，平河东，讨拓跋，岁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东封岱宗，西祀汾雎，南幸亳、宋，未常闻加赋于民，而调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齿繁庶，食货滋殖。庆历以后，财利之入，乃至三倍于景德之时，而国计之费，更称不赡，则是本末之原、盈虚之数，其疏阔不侔久矣。陛下悯时事之积弊，志在变而通之，创立法制。凡大措置事以十数，要在经国利民，崇德而广业也。其中率钱募役一法，为天下害实深。且举应天府为例：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余户，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千有零疋，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已是因循弊法。然虽有钱数，实不纳钱，并系折纳谷帛，惟屋税五千余贯旧纳本色见钱。大体古今赋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未有输役之法也。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又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三千余贯。又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于四裔，内则恣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钱不可得，谷帛益贱[10]。凡公私钱帛之法，敛其则不远，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谷帛、坑治、场监本价，此所以发之者也。屋庐正税、茶盐酒税之课，此所以敛之者也。民间货布之丰寡，视官钱所出之多少。官钱出少，民用已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盖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者，民也。动之甚易，安之甚难，故民者天地之心，而国家之本也。是以圣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国家，必先得民，是为藏身之固、置器于安之道也。』
方平乞致仕，据集载不允。批答有『秋凉』之语，则其论役法必是八、九月间也。今附秋末。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吳充，请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详见《论青苗法》）。
元丰三年二月辛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