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末所载略同。盖此时琦未赴昭陵，彼时归自陵下，不妨两出之。
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退御垂拱殿。中书、枢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见百官，感动者久之。其后只日御前殿，双日御后殿，惟朔、望则前后殿皆不御。至祔庙如故。
九月。帝既视朝前后殿，而于听事拱默谦抑。御史中丞王畴上疏曰：『庙社拥护陛下起居平安，临朝以时，仅逾半载，而未闻开发听断，德音遏塞，人情缺然。臣屡尝论奏，愿陛下拨去疑贰，自与二府讲评国论，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动寂寥，中外未有所传，此盖议论之臣辞浅情狭，不能仰寤君听。伏望思太祖、太宗艰难取天下之劳，真宗、仁宗忧勤守天下之力，勉于听决大政[1]，以慰母后之慈。毋疑贰谦抑，自使盛德阁然不光。』
十一月，方帝疾甚时，云为多乖错，往往触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谗间者或阴有废立之谋。昭陵既复土，韩琦归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书付琦，琦启之，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琦即对使者焚毁，令复奏曰：『太后每说官家心神未宁。心神未宁，则语言举动不中节，何足怪也?』及进对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言，且曰：『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怿。欧阳修继言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著于天下。妇人之性，鲜不妒忌。昔温成骄恣，太后处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间，而反不能忍也?』太后曰：『得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独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驾，天下禀承遗命，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闼，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它日，琦等见帝，帝曰：『太后待我无恩。』琦等对曰：『自古圣主明王不为少矣，然独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正恐陛下事父母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帝大悟，自是不复言太后短矣。
焚歌辞据《韩琦家传》，谓焚歌词时，琦在陵下，恐不然。《别录》称琦在中书，今略加删润，其他则据苏辙《龙川别志》。但《别志》云：大臣有不预立皇太子者，阴进废立之计。既不出主名，深恐必无之，或当时宦官辈有此议，非大臣也。如《家传》所载太后问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为太后言此，今辄改为左右谗间者，庶不失事实。《别志》又云：欧阳修独见帝。按《传》则云韩琦独见，其劝帝尽礼。于太后语意略同，今改为琦等云云，或得其事之实也。
治平元年三月己酉[2]，司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养之礼若丝毫不备，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此不可不留圣心也。』又言：『宜诏侍从近臣每日轮一员直资善堂，夜则宿于崇文院，以备非时宣召。其余群臣见及奏事者，亦望细加访问，以广聪明，裨益大政。』他日，光进对，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毕委陛下干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当一如濮王然后可；视天下之政，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光寻以言不用恳求外补，帝令宰臣宣谕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谏职，未须求去。』光复奏：『今陛下虽奉事皇太后加于往日，犹未及事濮主之时承顺颜意，曲尽欢心。虽省览庶政，犹未尝访问群臣，讲治乱之切务。臣虽日侍丹康，有何所益?』吕诲言：『近日圣体平复，中外均庆，万机之事，未闻亲决议者，谓陛下避让，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为顺。当陛下违豫之时，非皇太后内辅，则政无所寄。大臣建策，于国忠也。然而陛下临朝御前殿，百官朝罢，两府大臣方至内东门，是纲领柄权皆在于手，陛下犹未专决，何所待也?』诲遂言于皇太后曰：『万机浩繁，殿下焦心劳思，曾未稍休，非所以燕怡福寿之本。况皇帝躬亲治事，勤励如此，在于圣虑，应已慰安。臣愚以谓东殿帘帏宜五七日一御，咨询大臣，无俾旷事，庶少均暇逸，于翊政之道亦无所损。当在沉机，奋于独断，豫宣教命，诞告于朝廷。外形谦让之宜，中遂优游之乐。』
四月，权御史中丞王畴上疏，请车驾行幸，以安人心。于是执政及谏官相继亦有请。上曰：『当与太后议之。』韩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谓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须。』琦曰：『此细事，不难办也。』乃诏有司择日以闻。甲午，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帝久不豫，至是士庶欢呼相庆。戊甲，皇太后出手书付中书还政。是日，遂不复处分军国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间日御前后殿视朝听政，两府每朝，入内东门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还政手书，大臣以白，上辄留之不出。上既康复无他，太后复降诏书还政。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禀上，上裁之决如流，悉皆允当。琦退，与同列相贺，因谓曾公亮等曰：『昭陵复土，琦即合求退。观上体未平，迁延至今。上听断不倦如此，诚天下大庆。琦当于帘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