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论》上之，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时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为聪明之圣主，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擅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振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詠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上终不之信也。
此一节恐在修进论前，更详之。
己亥，命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往河东议废麟州利害及晋州钱矾事。
六月壬子[4]，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思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
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正传谓仲淹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此当时之论，小人谤仲淹及弼，故云尔。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略加删润，庶不失事实。正传但云：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漫闻于上，会塞下有警，仲淹因与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宣抚陕西、河东。今据弼自叙云尔。西界会兵讨呆儿族，亦据弼奏议。国史及仲淹墓志、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苏辙《龙州别志》云：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申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励过真，公亦不喜也。自睦州还朝，出领西事，恐申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仇而去。后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申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有悔过之语，于是申公欣然相与语终日。申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申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公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欣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乃信之。按：辙所言未必尽可据，如言『经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仲淹岂不知此?但当时自以谗谤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故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缘夷简之言仲淹乃觉也。魏泰《东轩杂记》亦云，今并不取。
是月辛丑，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八月甲午，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其实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也。
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谗谤益甚，人
多指目介。介入不自安，遂求出也。
十一月己巳，诏曰：『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