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为枢密副使。先是，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参知政事王举正懦默不任职，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罢举正，以仲淹代之。』举正亦自求罢，遂罢为礼部侍郎、知许州，以仲淹代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弼直携诰命纳于帝前，亦不拜（弼辞枢密详见《富弼》）。甲申，以范仲淹为陕西安抚使。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留京师，第先移文陕西云。
八月丁未，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复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复为枢密副使。癸丑，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师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贼请和无它，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备奔走。中师宿旧大臣，无劳往也。』乃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而中师卒不行。
九月丁卯，上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急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相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外裔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约前代帝王之道，求本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条奏。愿陛下顺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则宗社灵长，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选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仲淹正传删取十事，太略。又改《覃恩信》为第八，《重命令》为第九[1]，《减徭役》为第十。
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行，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耳。
十事据仲淹正传及政府奏议，其附传并《实录》皆无之。《实录》于十日丙子，载仲淹、弼答手诏条上七事，其四曰《择官长》，即附见丙午。又壬戌日载历勘年限，盖其一曰《明黜陟》也。十一月癸未，载试馆职法；丁亥，载任子法。二事皆其二曰《抑侥幸》也。壬子载均公田，乃第五议。又明年三月乙亥，载贡举新制，实十事之三。其八曰《减徭役》，见五月己丑。余六、七、九、十并未详。
十月，谏官欧阳修言：『臣伏闻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后，已有条陈事件，必须裁择施行。臣闻自古帝王致治，须待同心协力之人相与维持，谓之千载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圣明，可谓难逢之会。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谓难得之臣。陛下既已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尽心思报，上下如此，臣谓其无不济，但顾行之如何尔。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圣意自选之人，初用之时，天下皆已相贺，然犹窃谓陛下既能选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见近日特开天章，从容访问，亲写手诏，督责丁宁，然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报京师，暮传四海，皆谓自来未曾如此责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2]，以待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3]，此二臣所报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以此而言，则仲淹等不可不尽心展效，陛下亦宜立主张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忧国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臣谓当此事初，尤须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待其久而渐定，自可日见成功。伏望陛下圣慈留意，终始成之，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此疏不得其时，今附见。
庆历四年四月，《朋党论》（见《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五月壬戌朔，枢密副使韩琦已自陕西还，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四策（见《经略西夏》）。是日，琦与仲淹指陈于上前，数刻乃罢。
六月，琦、仲淹又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明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初，吕夷简罢相，夏竦受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