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提要遽合邵、任两本为一事，言之凿凿，其亦不善阙疑矣。玉海卷四十六东观汉记条下引中兴书目云：“八卷，按隋志本一百四十三卷，唐吴兢家藏，已亡十六卷。今所存止邓禹、吴汉、贾复、景弇、耿弇之“耿”，宋人避太宗嫌名改为“景”。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此即提要所据也。然其卷一百六十六汉东观条又引中兴书目景弇作耿弇，而无景丹，九传作八传。同引一书，而前后不同，未详孰是。通考经籍考有东观汉记十卷，引陈氏曰：“唐艺文志着录者一百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及景丹、盖延八人列传而已。其卷第凡十，而阙七、八二卷，未如果当时之书否也？”盖书录解题之元本如此，而聚珍本解题卷七传记类此条，于一百二十卷作一百二十七卷，八人列传作九人列传。其卷第凡十，作其卷第凡十二。除“一百二十七卷”句下有馆臣校语，知为依唐志改正外，余皆不知何据。夫振孙所举吴汉等姓名，止有八人，则其列传安得有九？振孙所着录之汉纪为十卷，而阙其第七、八二卷，故止八卷，则其卷第安得为十二？疑亦馆臣所妄改，而提要误从之也。解题无邓禹，而中兴书目有之，此其显然不同者。提要顾谓振孙所见之本无异于书目，岂其然乎？考高似孙史略卷三曾引汉记邓禹传序、吴汉传序各一篇，序即传后之赞，罗愿云：传后所题，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刘之所为分也。罗愿序亦曰：“观高密侯一传，而纲领见矣。”可见南宋官私各本之东观汉记皆有邓禹传，而陈振孙所见者又有残缺也。提要谓永乐大典于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今案四库全书考证卷三十二于汉记邓禹祭遵两传内并引有永乐大典各一条，其殆得之他韵之中耶？提要明言九篇明初已不存，而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吕大防条下自注乃谓今四库本辑自永乐大典，然则其书明初尚存，不亡于南渡；是并提要亦未读也。
本朝姚之骃撰后汉书补逸，曾搜集遗文，析为八卷。然所采祇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书，又往往掇拾不尽，挂漏殊多。今谨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其阙逸，所增者几十之六。其书久无刻版，传写多讹，姚本随文钞录，谬戾百出。且汉记目录虽佚，而纪、志、表、传、载记诸体例，史通及各书所载，梗概尚一一可寻。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殚数。今悉加厘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其篇第无可考者，别为佚文一卷，而以汉纪与范书异同，附录于末，虽残珪断璧，零落不完，而古泽斑斓，罔非瑰宝。
案总目于此书之下虽注为永乐大典本，其实馆臣重辑时，系以姚之骃本为主，参之以大典所载，然后旁考唐、宋诸类书，自北堂书钞至太平御览以补之。观提要此节，语意自明。若更读本书校语及佚文，与夫四库全书考证，尤可得其梗概。后人动称殿本东观汉记辑自永乐大典者，皆未细读本书之过也。大典所载，盖亦宋末或元、明人所辑，初非采自元书。否则南宋秘阁已止存列传九篇，安得如许之残编断句乎？姚本沿明人陃习，一概不着出处，馆臣从而效之，亦不举所出之书，遂使读者莫知所自来及其可信与否。夷考其实，即诸类书所引，亦复掇拾未尽。最甚者御览卷九十一章帝、和帝条，均引有东观汉记序数十言，今本竟不登一字。他若隋书音乐志牛弘等议乐引东观书马防传凡一百八十二言，今本防传只存“防上言，圣人作乐”云云五十四言。详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三十三册。弘又引顺帝纪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云云，文与范书不同，亦东观书之顺帝纪也。李氏亦言及之。汉书艺文志师古注引汉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历代名画记卷四叙蔡邕事自注云：“见东观汉记。”史记索隐于孝文帝纪注云：“东观汉纪宋杨传云：‘宋义之后有宋昌。’”今本皆未辑入。余如编珠、开元占经、证类本草、记纂渊海、玉海等书所引诸佚文，自一二条以至数条，今本亦一字不收。至于后来所出古书，若稽瑞、类林、杂说、晏公类要、史略之类，为馆臣所不及见者，更无论矣。以此推之，其所漏，岂可胜言！馆臣又于光武纪中凡称公、称上、称世祖处，皆改为帝，称王寻、王邑为二公处，二人皆莽之三公也。皆改为寻、邑，不惟失古书之真，直是不通文义。然则全书之中为所妄改者，又不知凡几矣。虽有搜集之功，不足抵疏谬之罪，安得博通之士起而网罗放失，重辑一完善之本乎！又案此篇草创于三十年前，原稿陋略，不足道。后来屡加修改，三易其稿，至戊子一九四八年。之夏始重付缮写。其明年冬十一月，乃得见今人东莞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其史部二有此书跋，云桐城姚柬之得一北宋刊本云云，而不言其何所本，遍考之不得。偶举以问吾友邓文如，之诚。久之始得复云：“此出近人刘声木清四川总督秉璋之子。撰苌楚斋随笔，然恐不足信。”余既闻其说，已而大病五阅月而后愈，又久之，乃求得其书观之，果见之于三笔卷十，略云：“东观汉记原本一百四十三卷，自唐久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