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起龙不知此事，而欲轻改旧文，妄孰甚焉！史通又云：“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按顺帝即位时，宦官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姓名具见范书宦者孙程传，无郭愿其人，此盖郭镇之误。镇延光中安帝末为尚书，及诛江京，镇率羽林士击杀卫尉阎景，封定颍侯，事迹附见郭躬传。镇，躬弟子。盖顺帝时功臣甚众，有宦者，有士人，不可胜数，故举孙程、郭镇二人，以概其余耳。提要又不知其误，而反于郑众、蔡伦之上删去一“及”字，则似众、伦二人亦顺帝功臣矣。众卒于安帝元初元年，伦卒于邓太后崩后，盖安帝之建光元年。何其不思之甚哉！又考范书邓禹传云：“阊妻耿氏有节操，邓阊，禹之孙。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着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玉海及张澍书后中均有邓嗣，盖本于此。是与伏无忌等同着书者，又有邓嗣，史通偶遗其名，提要亦不能补也。史通所谓凡百十有四篇者，谓合安帝永初中刘珍、李尤等之所撰，珍于永初中撰集汉记，见张衡传。及桓帝元嘉中伏无忌、黄景、无忌、景及崔寔于元嘉中奉诏，见伏湛传。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等之所作，共得百十有四篇耳。其中兼有蔡邕、杨彪之作，说详于后。益以班固等所撰之二十八篇，加目录一篇，新唐志有录一篇。正如隋志着录一百四十三卷之数。古书多以一篇为一卷。知几生于初唐，故其所见之本，与隋志无以异也。所谓“号曰汉记”者，总一百四十二篇言之也。汉记之名，永初中已有之，提要误以为边韶、崔寔、延笃等所作为百十有四篇，故谓至是乃肇有汉记之名，其实史通之意，并不如此。姚振宗补后汉艺文志卷二所考，胜于提要，而言之未甚详明，故更考之如右。所说庸有相合者，振宗云史通谓元嘉时边韶等着作以后，综其书为百十四篇，号曰汉记。汉记之名，实定于安帝时。而非袭取之也，览者当自知之。
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着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有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纪。”案范书蔡邕传：“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志，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多不存。”卢植传亦称熹平中，植与邕、说并在东观补续汉记。又刘昭补注司马书引袁崧书云：“刘洪与蔡邕共述律历纪。”又引谢承书云：“胡广博综旧仪，蔡邕因以为志。”又引谢沈书云：“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邕上书云：“臣科条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着者五。”此汉记之三续也。
案史通原文续成十志下云：“会董卓作乱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明本无“及”字，此从通释。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魏黄初中，唯着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所谓董卓作乱西迁者，谓初平元年三月卓挟献帝迁都长安时也。隋书牛弘传云：“孝献徙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载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经籍志序所言董卓之乱云云，即本于此，惟改西京为两京，非是。蔡邕所着汉记之散逸，盖由于此。邕本传云：“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志，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案初平三年五月，兴平二年三月、十一月，皆有李傕之乱。董卓传言傕、汜共追乘舆，大战弘农东涧，董承、杨奉军败，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事在兴平二年十一月。据献帝纪。此迁都长安后图书之又一厄也。蔡邕所着，或散于此时，亦未可知。史通所言，与后汉书年月不同，情状亦异。知几盖别有所本，今亦莫详其孰是，要之皆在建安以前耳。邕及杨彪所着，知几似皆未见其书，故并不言篇数，与叙班固、刘珍等异。然灵帝纪即邕所作，而隋志云：“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则灵纪尚存，邕所奏上十志之章，刘昭律历志注载其全篇，不遗一字。在本志末。邕虽有“分别首目，并书章左”之言，实未录其篇目。而章怀注邕传节录其文，末忽多出“有律历志第一、礼志第二、乐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车服志第六”二十九字，王先谦以为乃章怀就当时所有者言之，非邕书辞，是也。见集解卷六十下校补。知几与章怀同时，不应所见本有异。然则邕所作纪志，并未全亡，当时虽为王允所恶，未见录以继后史，而隋、唐之际，则其残篇已编入汉记矣。今聚珍本有灵帝纪及律历志、礼志、乐志、郊祀志、车服志，独天文志全阙耳。杨彪所注记，知几未言其有所亡佚。北堂书钞卷三十四引有东观汉记袁绍传原无“传”字，凡二条：一条言“宾客所归，倾心折节”，一条言“士无贫贱，与之抗礼”。今本无绍传。及今本王允、孔融、蔡邕等传，必出彪手无疑。知几不容不见，而竟不言其篇数，盖与蔡邕残稿，即在刘珍等所撰百十有四篇之内，知几虽未暇检点，然亦知中有邕、彪之作，故补叙之于后，读者勿以辞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