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看叶天士的言论，他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故云在表。又言其病有类伤寒，其验之之法，伤寒多有变证，温热虽久，在一经不移。以此为辨。叶天士为中医改良名家，发明温热之治。天士之前。医家惯以伤寒法混治温病，所误实多。经天士之改良，而其弊始已。天士改良中医。自出心裁，自打出路，何尝摸着人家屁股后面。人步亦步，人趋亦趋，张冠李戴，削足就履，还要自诩为改良派之新中医也。
邹润庵对于仲景《伤寒论》有真确之认识，从前注《伤寒论》的，都如宋儒之说理，说来话去，非不头头是道，终嫌近乎理想，未曾脚踏实地，只有邹润庵用经学的眼光，揭破伤寒底蕴，邹润庵确是《伤寒论》注家之大改良者。他的议论，是论药、论方、论病。各有界限，第方以一味出入，而所主迥绝，以罗列殊致，而治效略同。不从异同阐抉，于何明药性之底蕴?病有丝毫变异，顿别阴阳；有寒热互陈，须娴操纵；不执两端究诘，如何识处方之化裁?以是篇中每缘论药，竟直论方，并成论病，观此就可以知道邹先生学说了，先生的《伤寒通解》我虽不曾看过，读了《本经疏证》我已经非常的满意。
中医对于内损吐血，从来没有稳妥治法，只有元末明初，苏州出了一位葛可久先生，对于内损症研究有紊，因证立方，定出治法，虽然先生的方书，托诸神仙，多少总带点了神话，但是十首方子，先后次序，一丝不乱，药之配合，方之组织，大有巧思，不愧为名作，那葛可久可以算是内损症的改良家。
我们现在遇到病症，只要辨其经是阳是阴，辨其症是表是里。辨其邪是寒是热，辨其脉是实是虚，就可以知道是什么症，用何治法了，研究工作如是做起，改良工作也如是做起。
改良中医之工作中医改良这一件事，已经闹得马仰人翻，但是良与不良，从哪里鉴别?改与不改，从何处入手?这是唱改良高调的几位爷们，很该注意的。
摹仿西医，影戤西医响牌子，一是没志气，不长进；二是对于中医的根据既然丧失，对西医的根据又靠不着，进退失据，真是这么做了。遇见了坏人难免就要吃官司，受法律的制裁，所以摹仿西医的这个念头只好打消。
要自己打天下，杀出一条血路呢，一要有见识，见识不足，就难免要颠倒是非，淆惑黑白。二要有胆量，胆量不足，那里能够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据我偏见，对于古书，须要信仰真理，不要信仰古人，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有一个恶习惯，是把真理与古人并为一谈，不肯分析，如研究《内经》的，往往说《内经》不是黄帝所作，举出证据，说是十二州地名，夏禹平水之后才有，又说酒浆两字，禹前所无，好似《内经》的重要，在黄帝不黄帝，不在真确不真确，我则独谓《内经》确是黄帝所作，倘然不合真理，我们也不能够盲从，《内经》确非黄帝所作，但是很合真理，我们也该极端信仰。
仲景《伤寒论》，研究家用尽心机，辨明某几句是仲景原文，某几句是叔和改作，某条该移方向前，某条该退之使后，吃饱了清水白米饭，没事做，把这些工作来消遣。依我，张件条也不是我的亲家，王叔和也不是我的冤家，究竟那一位动的笔，我也不曾亲眼看见。
我现在只要瞧他合理不合理，王叔和合理，我也该信仰，张忡景不合理，我也该驳斥，古人是古人，书是书，理是理，一一分析，不得稍有含混，遇到于理有未合处，发生疑问，便当反复推勘，以求彻底，如邹润庵之疏本草，读伤寒，一字一句，不肯轻易放过，必求其奥，必得其理，这才是中医改良工作，自打天下，杀开一条血路，不是去依傍人家，影戤人家的响牌子。
有意改良中医的一位爷们，就请你老人家，少唱几声高调，雪窗萤火埋头苦干的做给我们瞧吧。
《伤寒论》之我见《伤寒论》是张仲景一部笔记，所载六经病证，都是随笔记录之言。
你看仲景讲称：“余宗族索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已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等话，就显见得那时姓张的二百多家，聚族而居，十年中死亡的计算三分有二，死亡的既有三分有二，患病的无论如何总在三分有二之上，不见得病的人个个死的。伤寒死者既有十分之七，那病伤寒的人，无论如何，总在十分之七以上，不见得病的人个个死的。
你想十年来病伤寒的人，即是这么多，古人又最重宗谊，往来探病，某伯某叔，某哥某弟，某姑某姊某嫂，所病伤寒并非仲景一手诊治，所以有“医以丸以下之。非其治也”之记载，仲景也不是怀技自眩之辈，不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有“横夭莫救”之伤感，意在言外。
随笔记录，日子久了，自然积帙成书，后来王叔和是个识宝的波斯，把仲景原作分经编次，世界上才知道有这一部《伤寒论》，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