饷方面，也急宜措置方好。不然，即使东江荡平，而粮饷无着，也决不能完成北伐的工作。”中山道：“关于这一层，我已筹有办法，决计收回海关税权，将粤海关的关余，全数截留，在本月按此时为十二年十一月。五日，我已正式照会北京外交团，要求将这笔关余，应一例拨交本政府。”自是正当办法。中山一面说，一面命人将原文检出，交给谭延闿观看。照会的大意说道：
敝国关税，除拨偿外债外，所余尚多，此项关余，其中一部分为粤省税款，北政府以取自西南者为祸西南，北政府尝取此款以接济西南各省叛军，如陈炯明之类，以祸人民，故曰为祸西南。
揆之事理，岂得为平？况当一九一九与一九二○年间，因广东护法政府之请求，粤海关税余，应还抵押外债部分外，尝归本政府取用。今特援前例，要求外交团，此后所有关余，应一律由本政府取用，不得复拨交北政府，否则当用直接处决方法。惟在此期间，当静候两星期，以待答复。谭延闿看完道：“外交团可曾答复？”中山道：“复文昨天刚由广州的领事团送到。”说着，也叫人检出，送给谭延闿观看。复文的内容，大意是这样：
关余为中国之所有，外交团不过受北京政府之委托，为其保管人，贵处如欲分润，当与北京政府协议，南北方为交战团体，岂有协议可得？复文殊觉滑稽。外交团无直接承诺要求之理。
如任何方面果有干涉之举，则外交团为保护海关起见，只有采用相当强迫手段，以为办理。此文完全偏袒北京政府，外交团非有爱于北京政府也，特以南政府为革命政府，如革命成功，则列强即不能复肆侵略，故凡可以妨碍南政府之活动者，无不为之尔。
谭延闿看毕说道：“这复文真岂有此理极了。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偏要干涉，看他们如何用强迫手段来办理？”中山道：“他们指外交团。现派了许多军舰在广州洋，升火示威哩，我也曾有过宣言，如海关不把关余交给本政府，则本政府当即行撤换税务司，便到万不得已，还可把南方各港，辟为自由贸易港，亦称自由市，一切货物出入，均不须纳税者。以为抵制。言出必行，不畏强御，此时中国惟一人而已。但在这时似乎还不必实行此种计划，且再过几天，等击破陈军以后再说罢。”两人又讨论了一会战事。方才分手。
次日，中山先生令谭延闿、许崇智、樊锺秀等，俱各分头向陈军反攻，又令范石生绕出增城，以断林虎的后路。布置定妥，便各分头进攻。陈军此时粮食不济，本来已有退心，再加各义师进攻甚猛，陈军哪里抵抗得住？战不一日，便纷纷败退。各军分头追击，洪兆麟、杨坤如等屡战屡败，石龙、石滩，相继克复。林虎听说中左两路都败，急忙退却，恰被范石生赶到，大杀了一阵。林虎带领残军，逃回增城，和围增城的陈军会合，军势又振，围城如故。不料范石生部蹑踪而来，许崇智部又从石滩来攻，城内被围的军队也乘势冲出，林虎三面受敌，死伤甚众，又大败而退，相度地势，凭险而守。其胜也忽然，其败也突然。陈炯明见战事着着失败，十分懊丧，急忙拍电到洛阳，向吴佩孚求救，陈氏是时，方倚吴佩孚为泰山，而不知吴氏已有冰山易倒之势矣。请吴立即令江西方本仁、湖南唐生智以及沈鸿英军，迅即入粤援助，攻中山之后。正是：
欲摧革命业，更遣虎狼师。
未知吴佩孚是否即令方、唐、沈入粤，方、唐、沈是否肯受命攻粤，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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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为争关余而致牒于北京使团曰：北京政府，取西南人民所纳之赋税，以祸西南，揆之事理，岂得为平？痛哉言乎！夫帝国主义者，欲肆虐于中国，必先求中国时有内乱，不克自拔，乃得长保其侵略与借为要索权利之机会。欲助长中国之内乱，则非妨碍革命势力之进展，及保持军阀之势力不为功。而欲妨碍及保持两者之有效，则财力之为用尚焉。故务必取西南之关余，以纳诸北京政府之手，使得用之以为祸西南，虽盛派舰队，架炮威吓而亦有所不惮也。呜呼！中山以为事理之所不平者，岂知彼帝国主义者，乃方以为必不可变之手腕乎？
第一百五十回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
却说陈炯明在广州被中山击败后，只得退守博罗等处，一面向吴佩孚乞救。吴佩孚虽然拥兵甚众，无奈鞭长莫及，不能立刻派队援助，只得电令沈鸿英、方本仁、陆荣廷等，火速入粤。那沈鸿英此时已有归附中山、回桂攻陆的意思，对于吴佩孚的命令，如何肯受？忽而叛中山，忽而顺中山，忽而又叛中山，忽而又欲降中山，沈鸿英之反复，在中国武人中，可谓罕与伦比。至方本仁目光，全在赣督一席，早有取蔡而代之之心。蔡成勋对他，也似防贼一般，十分留意。方本仁既不离开江西，至失了乘势而起的机会。蔡成勋更不能接济子弹饷械，为虎添翼。有了这两种原因，吴佩孚的电令，哪里还能发生效力？三路中又去了一路。陆荣廷在广西，不过占得一部分地方，实力有限，也无暇远征。三路全都没用了。三路援军，没有一路可为陈炯明实际上的援助。还有湖南的唐生智，也曾奉到吴令，助攻广东，谁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