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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活该山海关附近小百姓的灾星未退，到了那日，奉、直两军又发生一次冲突，奉方偏得一个小小胜利，张宗昌等便撺掇张作霖乘胜反攻。作霖认为妙计，无论别人如何阻止，也不肯听，立刻加派大队，大举进攻。直军乘战胜余威，如何肯伏输，不消说，当然也是猛烈反攻。奉军究竟是丧败之余，如何抵抗得住？战了一昼夜，大败而退。直军长驱直进，正在得意非常，料不到震天价一声响，地雷触发，把前锋军士，炸死了几百，急忙退回阵线。奉军又乘势反攻，直军正抵抗不住，幸喜援军开到得快，没有失败。奉军也因人数尚少，不能取胜，又添了一师生力军队，两方就此剧战起来。相持了三日三夜，双方死伤，均达数千。吴佩孚此时已命张福来回防岳州，听这个消息，急忙和王承斌同到阵线上来观察。看了一会，便和王承斌定计道：“如此作战，损失既多，胜利又不可必，不如派军队过九门口，绕到长城北面，攻敌军之背，敌军首尾受敌，可获大利。”王承斌欣然愿领兵前往，当日领了本部军队，悄悄过了九门口，来到奉军背后。
奉军正和直军死战，想不到一阵枪炮，纷纷从背后飞来，只道是自己军队倒戈，军心立刻涣散，纷纷溃退。副总司令孙烈臣，正在亲自督队，见了这情形，知道止遏不住，只得败退。想不到王承斌的军队沿途截击，不但士兵死伤极多，连自己也身中流弹，不能作战。张作霖经此大战，知道已届非讲和不可的时候，只得又叫张学良央求德古脱运动外交团调解。张学良不肯道：“当初原劝父亲暂时忍耐，息战讲和，也好养精蓄锐，等他们有隙可寻时，再图以逸待劳，必然可以报此大仇。父亲偏要听别人的话，要乘势反攻，才有今日之败。老张非执拗也，总是不服气耳。德古脱原和他们约定十一日，商订具体办法，我们已失了信，再去求他，如何肯答应？”张作霖变色道：“你是我的儿子，怎敢摘我短处？只好摆出老爹爹架子来了。没了你，难道我就不能讲和不成？”学良碰了一个钉子，只得仍和德古脱去商议。德古脱果然不肯答应，说：“已经失信了一遭，无脸再去见人。”学良回报张作霖，张作霖无法，这才授意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向北京政府求和。方得到黎氏回电要提出切实办法，便又回电，愿派张学良、孙烈臣为代表，入关讲和。吴佩孚便派前线的王承斌和彭寿莘为代表。双方磋商了几日，方才订定和约，划出中立地点，双方各不驻兵，并请王占元、宋小濂监视撤兵。到了六月二十八日，双方军队，都撤退完毕，直军调回洛阳，秦皇岛的司令部，到七月四日撤消。第二日，京奉路完全通车，一场大战，就算从此了结。不过换了一个总统，几个阁员，双方除却损折些械弹粮饷和将士的生命而外，也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利益，痛语可作军阀棒喝。却冤枉小百姓多负担了几千万的战债，几千万的战时损失，万千百条的性命，岂不可叹？沉痛之至。闲话休提。
却说吴佩孚自黎氏入京就职后，以为大功告成，南北之争，就此可免。因此电请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等北上，共议国事。正是：
要决国家大计，端须南北同谋。
未知中山先生等，究肯北上否，且看下回分解。一场大战，极五花八门之观，自有中华民国以来，兵连祸结，未有若斯之盛也。究其开战之由，与战事结果，败者固垂头丧气，胜者亦所获几何。善夫，作者之言曰：双方除损兵折将丢械伤财外，都无利益可言，徒然为国家增负担，为小民毁身家而已。嗟夫！不亦大可已哉！不亦大可已哉！
第一百三十六回 瘸围公府陈逆干纪 避军舰总理蒙尘
却说孙中山先生在广西预备对北用兵，屡次电嘱陈炯明筹饷，谁知陈炯明此时已暗和吴佩孚通款，不但不肯遵命，而且克扣饷械，布散流言，惟恐北伐军不败。中山虽念他以前的劳绩，不忍重惩，但为革命前途起见，又不得不将其停职，所以在四月二十一日那天，护法政府下令，罢免陈炯明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本兼各职，所遗广东省长一职，以伍廷芳继任，并将粤军总司令一职裁撤。陈炯明得了这个命令，便带领本部军队，连夜开到惠州驻扎，自己避到香港去了。第二天中山先生和许崇智、胡汉民等，回到广州，和伍廷芳诸人说起这件事，彼此嗟叹不已。此时陈炯明虽去，广州治安，并无变动，更兼中山自己回来布置了一回，越觉四平八妥。
有人说陈炯明军队，并未解决，恐怕接连北方军阀，为内顾之忧，须要根本铲除才好。却非过虑。中山先生向来是忠厚待人的，听了这话，便道：“竞存虽然根性恶劣，决不至作反噬之事。此之谓以君子之心，测小人之腹。何况其部下不少明理的人，岂有异动？”因又和伍廷芳、廖仲恺等商议：“内部的事情虽多，北伐却万不可中止，我意欲即令李协和率师攻赣，你们以为何如？”虽在危急多事之秋，而无一时忘却北伐，为国之忠，令人感泣。廖仲恺道：“总统日夜忧勤，无非为着护法，想解除北方人民被军阀压迫的痛苦，北伐不成功，护法的目的不能贯彻，北方的人民不能解除痛苦，总统的计划，自是虑得重要。”伍廷芳也很赞成此说。中山大喜，便下令饬李协和攻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