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互为声援，既令军民侧目，又不怕政府见罪。论眼前势力最大者，关外莫如张，北方惟有曹，为利便之计，联张又不如交曹，好在天津会议，正在开幕，曹、张二人，均在天津，因亦不惮修阻，亲自到津，加入议团。对张则暗送秋波，对曹尤密切勾结。足见大才，佩服，佩服。又见曹锟部下惟吴子玉最是英雄，不啻曹之灵魂，于是对于子玉尤格外巴结，竭意逢迎。此番却上当了。三人之中，惟吴子玉眼光最远，识见最高。况平日听得人说，王督如何贪酷，如何不法，心中早就瞧他不起。又且本人方有远图，未得根据，武汉居天下之中，可以控制南北，震慑东西，本来暗暗盘算，想逐占元自代。所以吴、王两方，万无联结之可能。偏这占元昏天黑地，还当他是好朋友，用尽方法，和他拉拢。吴氏自然不肯和他破脸，见曹、张二人，都受他牢笼，自己也落得假作痴呆，佯示亲善。这一来，把个王占元喜欢得无可不可，于是放大了胆子，跟着曹、张，一同入京，天天向总统和财部两处聒噪，逼讨欠饷六百万。他这用意，一是为钱，一则表示自己威力，免得中央瞧他不起，也是一种先发制人之计。果不其然，政府给他逼得无法可施，只得勉勉强强，挖肉补疮的筹给三百万元。占元方才欣欣得意的，出京回鄂。且慢欢喜，未卜是祸是福哩。正是：
爬得高，跌得重。心越狠，命越穷。
人生不知足，得陇又望蜀。饭蔬食饮水，乐亦在其中。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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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有言，山木自寇，旁火自煎，象有齿以焚其身，多积聚者每受累，吾真不解今之武人，往往积资千万而不餍，甚至死于财，败于利者，踵趾相接，而莫肯借鉴前车，人责其贪，我则深叹其拙矣。本回以莫始，以王终，同为失败之军阀，一则尚能得人原谅，一则全国欲杀。得人缘者，虽仇敌且为之佽助，至全国欲杀，则虽拥厚财，亦正不知命在何时耳。
第一百二十五回 赵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
却说王占元威逼政府，得了欠饷三百万元，欣然回鄂，他本是贪鄙之徒，得此巨款，便把十分之七八，存入上海、大连等处外国银行，只拿出少数部分，摊给各军。自取灭亡。俗语说得好：“黑乌珠瞧见白银子”，没有不被吸引的。占元只图自身发财，却不晓得军人衣食问题，比他发财更觉紧要。况且各军欠饷已久，生活维艰，今闻王督代索军饷，已得三百万元，虽然不能清还，究也可以暂维生计。当他未出京时，便已纷纷传说，嗷嗷待哺，都道督军回来，我辈就有生路了。岂知占元只顾私囊，不惜兵士，因此激成全体官军的公愤。自取灭亡。武昌、宜昌两处军队，首先哗变，焚烧劫掠，无所不为。可怜鄂省商民，年来受占元搜括勒索，已经叫苦连天，今又遭此浩劫，真个有冤难诉，有口难分，事后虽经占元派队剿平，然而两处商人，损失不下数千百万，却向谁人索偿？人民至此，实也忍难再忍，于是联合各界，公电中央，要求惩办王督。
中央见占元闹得太不象样，当派蒋作宾南下，调查兵变真相。作宾人颇正直，一到武昌，查得占元种种不法情状，心中大怒，见占元时，少不得劝戒几句。不料占元自恃有曹、张两方声援，竟敢反唇相稽。作宾也不和他多说，因尚有他事赴湘，会到湘督赵恒惕，谈起王占元祸鄂虐民情事，因劝恒惕出兵声讨。恒惕先谈兵力不足，作宾正色道：“明公英名盖世，仁义为怀，湘鄂壤地相接，救灾恤邻，古人所许，何乃自馁若是？况且王氏罪恶贯盈，普天同愤，南北政府，均欲翦除，明公果有志救民，作宾不敏，必为公游说各方，共同援助，明公还怕什么？”恒惕正犹豫间，凑巧王占元因湖北省长问题，又与鄂人大起冲突。于是旅京、旅湘鄂同乡，为救护桑梓起见，分向南北政府，请愿驱王。原来恒惕本心，未尝不欲收鄂省于掌握，所以迟疑审慎者，却因南方内变，粤桂相持，此时莫荣新已退出广东，陈炯明又进兵广西，并且利用桂派将官沈鸿英、贲克昭等，倒戈逐陆。桂事关系较轻，如此带出颇巧。陆与赵有违言，战而胜，必进窥湘南，恒惕若攻占元，岂非双方受敌？所以不敢发兵。这时却得粤军平桂，陆氏遁逃的消息，对南之念既纾，而部下将士，多属鄂籍，痛恨王占元专横不法，一力怂恿恒惕，乘机出兵，既得义声，又享实利，的是好生意。正千载一时之机会等语，恒惕如何不动？因即派拨一二两师和一八两混成旅精兵，以宋鹤庚为援鄂总司令，鲁涤平为援鄂副司令，并饬财政厅长杨丙筹集军饷，并兼兵站总监。各军分道进攻，第一由岳阳、临湘，向鄂之蒲圻进攻，是为正面军，以鄂军团为先锋队，夏斗寅为先锋司令官。第二，由平江攻通城为右路，以第一混成旅叶开鑫为指挥。第三，从澧县进攻公安、松滋为左路，以第八混成旅旅长唐荣阳为指挥。分派停当，浩浩荡荡，齐向鄂南进迫。王占元得报，大怒道：“赵炎午恒惕字。安敢无礼？我誓必剿灭了他。”因他三路进取，也分三道抵御，派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兼中路司令，刘跃龙、王都庆为左右路司令，刘、王二人本在前方，当催孙传芳携带山野重炮，并机关枪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