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和平，唐、刘二人乃通电各省，表明意见。文云：
西南护法，于今三载，止兵言和，业已二周。因法律外交两问题，迄无正当解决之法，以致和会久经停顿，时局愈益纠纷。夫维持法纪，拥护国权，此吾辈夙抱之主张，亦国民应尽之天职。顾大义所在，虽昭若日星，而时势变迁，则真意愈晦，是非莫辨，观听益淆。吾辈救国护法之初衷，将无以大白于天下，而佥壬假借，得以自便私图，恐国家前途，益败坏而不可挽救。吾辈为贯彻主张计，谨掬真诚，郑重宣言，以冀我全国父老兄弟之共鉴，特立条件如下：（甲）关于收束时局之主张。
（一）南北和平办法，应由正式和会解决。（二）和议条件，以法律外交两问题，为国本所关，须有正当之解决。
（乙）关于刷新政治根本救国之主张。（一）宜将督军以及其他特设兼辖地方之各种军职，一律废除，单设师旅长等统兵人员，直隶于陆军部，专任行兵及国防事务。
（二）全国军队，应视国防财政情形，编为若干师旅，其余宂兵，一律裁汰。裁兵事宜，特设军事委员会，计划执行。（三）实行民治主义，虽在宪法未定以前，宜先筹办各级地方自治，尊重人民团体，以确立平民政治之基础，而实现国民平等自由之真精神。上列各条，继尧、显世，谨决心矢志，奉以周旋，邦人诸友，其有与我同志者乎？吾辈当祷祀以期。至地方畛域，党派异同，非所敢择也。
据这电文，似乎有条有理，一些儿不存私见，于是北方各省军阀家，也有复电相答，表示同情。正是：
岂必心中期实践，何妨纸上作高谈。
欲知复电中如何措词，持至下回录明。
刑赏为国家大典，无论若何政体，要不能有功无赏，有罪无刑。独自民国成立以来，法律已处于无权，冒功邀赏者，实繁有徒，而祸国殃民诸罪犯，则往往为法律所不逮，就使中央政府，煌煌下令，而逋逃有薮，趋避有方，乌从而缉捕之？试观日本公使之容留九人，拒绝引渡，无论日使之是否依法，但即中国之刑律而论，已等诸无足重轻之列，有罪不能加罚，何惮而不为乱耶？吴佩孚之主张国民大会，此时尚有意求名，故倡议正大，但言之非艰，行之维艰，即令吴氏坐言起行，恐未必能达目的，况掣肘者之群集其旁也。若夫靳翼青之主张统一，计非不善，滇黔二督之发表意见，语亦甚公，但终不得完满之结果者也，吾得而断之曰：
“言不顾行，行不顾言。”
第一百二十回 废旧约收回俄租界 拚余生惊逝李督军
却说北方各省军阀家，见了唐、刘两人的通电，就由曹锟、张作霖两使领衔，复电滇黔，也说得娓娓可听。文云：
接读通电，尊重和平，促成统一，语长心重，感佩良深。就中要点，尤以注重法律外交为解决时局之根本，群情所向，国本攸关。锟等分属军人，对于维持法纪，拥护国权，引为天职，敢不益动初心，勉从两君之后。所希望者，关于和议之进行，务期迅速，苟利于国，不尚空谈，精神既同，形式可略。此次西南兴师，揭橥者为二大义，一曰护法，一曰救国。南北当局，但能于法律问题，持平解决，所谓军职问题，民治问题，均应根据国会，及国会制定之宪法，逐渐实施，决不宜舍代表民意之机关，而于个人或少数人之意思，为极端之主持，致添纷扰。是法律问题之研究，当以国会问题为根本，即军职之存废，及民治之施行，亦当以国会为根本。现在新旧国会，怠弃职务，不能满人民之希望；复以党派关系，不足法定人数，开会无期，而时效经过，尤为法理所不许。值此时局艰危之际，欲求救济，舍依法改选，更无他道之可循。果能根据旧法，重召新会，护法之义既达，则统一之局立成，此宜注意者一也。至于中国国家，实因列强均势问题而存在，国际关系，与国家前途之兴亡，至为密切。前次沪会停滞，实以外交问题为主因，即北方内部之纷争，亦由爱国者，与专恃奥援，不知有国，只知有党之军阀，为公理与强权之决战。试问自己良心，果能爱国否？差幸公理战胜，违反民意之徒，业经匿迹销声。嗣后中央外交之政策，应以民意为从违。谈何容易？在南北分裂之际，无论对于何国所订契约，皆应举而诉诸舆论。国本既固，庶政始成，此应注意者二也。若夫和议方式，允宜以早日观成为旨归，军事收束，特设委员会，尤为施行时所必要。此皆中央屡征同意，期在必行，毋容过虑者也。总之时局日艰，民困已极，排难解纷，当得其道。凡我袍泽，果能及早觉悟，不事私争，所谓护法救国之宗旨，均经圆满解决，则同心御侮，共谋国是，人同此心，何敢自外？两公主持和议，情真语挚，敬佩之余，用敢贡其一得，希即亮察。
看这电文，也是斟情酌理，释躁平矜，南北两方，应该由此接近，可望和平。及细览语意，才知两造仍多扞格，未尽通融。北方的主张，拟解散新旧国会，新国会为段派所组成，南方原是反对。但旧国会分徙滇、粤，方思恢复立法权，怎肯被他解散？是当然做不到的事情。段氏的武力统一主义，南方向与抗争，此时段派虽去，曹、张犹是军阀家，怎能使南方信服？况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