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宿，韩琦至中书处，骤出空头敕一道，自己署名签字，复令两参政同时签名。参政一是欧阳修，一是赵。于仁宗末年，入任是职。欧阳修接敕后，也不多说，当即签名。赵却有难色，修语道：“不妨照签，韩公总有说法。”乃勉强签字。签毕，琦即坐政事堂，召守忠至，令立庭下，即面叱道：“你可知罪么？本当伏法，因奉旨从宽，姑把你安置蕲州，你当感念圣恩，勿再怙恶！”言毕，便取出空头敕，亲自填写，付与守忠，即日押令出都。手段似辣，然处置奄人，不得不如是神速。且韩魏公定已密奉得旨，当非专擅者比。又把守忠余党史昭锡一律斥出，窜徙南方，中外称快。过了数月，适琦入朝，英宗忽问琦道：“三司使蔡襄，品行如何？”琦未知问意，但答言：“襄颇干练，可以任用。”英宗不答。越日竟命襄出知杭州。看官道是何因？原来太后听政时，曾与辅臣言及，谓：“先帝既立皇子，不但宦妾生疑，就是著名的大臣，亦有异言，险些儿败坏大事，我不愿追究，已将章奏都毁去了。”为了这几句懿旨，时人多猜是蔡襄所奏，究竟襄有无此事，无从证实，不过他素好诙谐，语言未免失检，遂致同列滋疑。小子尝记蔡襄平日，与陈亚友善，襄戏令陈亚属对，口占出句云：“陈亚有心终是恶，”陈即应声道：“蔡襄无口便成衰。”当时旁坐诸人，共推为绝对。且因襄欲嘲人，反被人嘲，共笑为诙谐的报应。因国事带叙及此，隐寓劝戒之意。其实襄擅吏治才，遇有案件，谈笑剖决，吏不敢欺。尝知泉州，督建万安桥，长三百六十丈，利济行人。又植松七百里，广为庇荫，州民无不颂德。万安桥一名洛阳桥，迄今碑石尚存，蔡襄亲书碑文，约略可辨。俗说蔡状元造洛阳桥，就是此处。只因戏语招尤，致触主忌。治平三年丁母忧，归兴化原籍，越年卒于家，追赠礼部侍郎，后来赐谥忠惠。仍不掩长，是忠厚之笔。
小子有诗叹道：
泽留八闽起讴歌，一语招尤可若何？
才识慎言存古训，不如圭玷尚堪磨。
英宗既降调蔡襄，复诏议崇奉濮王典礼。朝右大臣，又互有一番争议，容至下回表明。
英宗入嗣，曹后听政及撤帘，皆韩琦一人之力。宣圣所云：“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不可夺者”，如韩魏公足以当之。欧阳修、曾公亮、张昪、王珪、司马光等，类皆附骥而彰，而曹后之贤明，英宗之孝敬，亦赖是以成。欧子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诚非过誉也。彼夫真宗之初有吕端，仁宗之初有王曾，以韩相较，有过之无不及者。贤相与国家之关系，固如此哉！
第三十四回 争濮议聚讼盈廷 传颍王长男主器
却说英宗皇帝，系濮王允让第十三子。濮王三妃，元妃王氏，封谯国夫人，次妃韩氏，封襄国夫人，又次妃任氏，封仙游县君。英宗虽入嗣仁宗，但于本生父母，亦断然不能恝置。首相韩琦尝奏称：“礼不忘本，濮王德盛位隆，理合尊礼，请下有司议定名称！”当由英宗批答，俟大祥后再议。知谏院司马光，即援史评驳，谓：“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上继元帝，亦不追尊巨鹿南顿君，这是万世常法，可为今鉴。”及治平二年，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谨议崇奉濮王典礼。各大臣莫敢先发，惟司马光奋笔立议。略言：“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应准先朝封赠期亲等属故例，垂为常典”云云。于是翰林学士王珪等，即据司马光手稿，略行增改，随即上奏。其文云：
谨按《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谓皆如亲子也。所后者，即指继父母言。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不二斩，特重于大宗，降于小宗也。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传曰，何以大功？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也。先王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推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濮王谥安懿。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窃以为濮王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谯国、襄国、仙游，并封太夫人，考之古今，名称最合，谨具议上闻！议上，韩琦等谓：“珪等所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请令珪等复议！”珪等又议称：“濮王系仁宗兄，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欧阳修独加驳斥，援据丧服大记，撰成《为后或问》上下二篇，大旨说是：“身为人后，应为父母降服，三年为期，惟不没父母原称，这便是服可降，名不可没的意思。若本身父改称皇伯，历考前世，均无典据，即如汉宣帝及光武帝，亦皆称父为皇考，未尝易称皇伯。至进封大国一层，尤觉与礼未合，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