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瞽叟未有尊号，以致民间有卑父之谤，朕甚惜之。朕先考崇伯治水九载，劳苦备尝，不幸失败，赍志九原。朕每一念及，摧折肝肠。今朕上承皇天脊佑，并荷二帝盛德之感，又获诸臣僚翊助，得将此洪水平治。但是回念皆缵修先考之绩，即治水方略，亦大半禀承先考平日之训诲。朕成功而先考失败，皆时、运、命三者为之耳。今朕忝膺大宝，而先考犹负屈未伸，朕清夜以思，真不可为子！不可为人！现在对于先考宜如何尊崇之处，汝等其细议之，加入天子祭礼之中。但如果于理未合，即行作罢，朕不敢以私恩而废公议也。”
皋陶道：“老臣思之，窃以为不可。先崇伯是曾奉先帝尧。
先帝舜之命诛殛之人。假使先崇伯果然无罪，则二帝之诛殛为失刑；假使不免于罪，则今日之尊崇即不合。况且尊崇之法，不过爵位、名号而已。爵位、名号，是天下之公器，不是可以滥给人的。人子对于父母但能尽其孝养之诚，决不能加父母以名爵。如果加父母以名爵，则是人子尊而父母卑，名为尊父母，实则反轻父母了。先帝不尊瞽叟，不但是天下为公之心，亦是不敢轻父母之意，所以老臣以为不可。”
皋陶说时，那张削瓜之面上颇露出一种肃杀之气，大家望而生畏。夏禹忙道：“朕原说于理不可，即行作罢。现在既然士师以为不可，毋庸议吧。”
轻玉站起来说道：“臣意不是如此。臣闻圣人之训，母以子贵。母既可以子而贵，当然父亦可以因子而贵了。除非圣人之言不足为训，否则父以子贵即不成问题。况且平心论之，子贵为天子，享天下之尊崇，而其父母犹是平民，反之良心，未免有点不安。先帝之不尊瞽叟，是否无暇议到此处，或者是瞽叟的不愿意，或者别有苦衷，不得而知。然而先帝所作的，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滨，莫非王臣’这四句诗，小臣无状，诽谤先帝：窃以为总是错的！试问瞽叟在不在率土之滨？是不是王臣？如是王臣，则诗句错了，这个恐怕不能为先帝讳的呢！当时东方的野人曾有一种谣言，说道：“先帝在位的时候，每日视朝，瞽叟总是随着臣工一体觐见。’皋陶君当日身列朝班，想必知道这种谣言之不可信。但是何以有此谣言？就是为不尊瞽叟之故。现在我王想追尊先崇伯，固然是不匮之孝恩，亦为要避免这种无谓之谰言。为人子者，固不可以封其父母，然而臣民推尊，总无不可。古人说：‘爱其人者，爱其屋上之乌’，乌尚应推爱，而况及于天子之父呢！天子有功德于万民，万民因感戴天子，并感戴天子之父，尊以天子之名爵，是真所谓大公，岂是私情呢？如说先崇伯以罪为先帝所诛，无论当日所犯是公罪，非私罪，就使是私罪，而既已有人干蛊，有人盖愆，多做善事来赎罪，那么其罪早已消灭，与先帝的失刑不失刑更无关系。假使有罪者总是有罪，虽有圣子干蛊盖愆，亦属无益！那么何以劝善？何以对得住孝子呢？”
夏禹听到此处，伤心之极，忍不住纷纷泪下。皋陶听了，明知轻玉是一片强词，然而看见夏禹如此情形，亦不忍再说。
其余群臣亦不敢再说。只有杜业站起来说道：“现在此事不必由我王主张，由某等臣下连合万民，共同追尊就是了。”夏禹忙道：“这个不可。这个不可。”既将道：“自古有君行意臣行制之说，现在就由臣等议定手续，加入祀礼之中，请我王勿再干涉吧。”夏禹听了，亦不再说。
于是再将伯夷所拟的礼制看下去，看到丧礼中有两条：“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无得而逾。”国哀立起说道：“从前洪水方盛，这种制度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天下治平，再说短丧薄葬，恐于人心过不去吧！况且至亲骨肉，最怕分离，人情所同，生死一理，应当归葬祖墓，使之魂魄相依。俗语说：‘狐死正丘首，仁也，不忘其本也。’今规定死于何处，即葬于何处，岂非使人忘本而不能尽孝吗？”
季宁道：“不然。孝的原则，生前是奉养，死后是祭祀，与坟墓无关。披发祭于野，是夷狄之俗，不可为训。从前神农氏葬茶陵，黄帝葬桥山，都是死在何处即葬在何处，并无葬必依祖墓之说。千山万水，一定要搬柩回去，既然伤财，而且使死者之遗骸亦濒于危殆而不安。孝之本原，似乎不在此！况且现在丧礼宗旨以俭为主，如要搬柩回去，势必用坚美的材木，桐棺三寸，万万不可！那么丧礼的根本一齐推翻了，如何使得呢？古人说得好：“形魄复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可见得父母的形骸虽葬在他处，而父母魂气仍可依着人子而行，何嫌于不能尽孝呢？至于制丧三日，并非短丧，乃是在父母初死，三日之中，诸事不作，专办大事，以尽慎终之礼。
三日之后，农者仍农，工者仍工，商者仍商，不以父母死而废其所应做之事。有种制度，父母死了，限定几日不出门，几年不作事，甚且在父母墓前结庐居住，自以为孝，实则讲不过去。
圣人制礼，须使其彻上彻下，无人不可行，方为允当。几日不出门，几年不作事，庐墓而居，在有赀财的人可以做得到，倘使靠力作以度日的，那么怎样呢？都是无礼不孝之人吗？制丧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