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笺云：『广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虽有性苦者，甘如饴也。』」朱注：「饴，饧也。」朱骏声曰：「古以芽米熬之成液，今或用大麦为之，再和之以，则成饧。」即今麦芽糖。
〔三〕 《荀子性恶》篇：「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
《斟诠》：「矫饰，谓作伪文饰也。《后汉书章帝纪》：『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案：矫，诈也。见《玉篇》。此处用之，作过份夸饰解。」
顾随先生《夸饰篇后记》上：「把刘勰的《夸饰》同王充的《艺增》比较一下，显而易见有两点不同：一、对于夸饰，王充取否定的态度，刘勰却是肯定的。二、王充就读者的效果而言，他说：『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刘勰就夸张的动机而言，他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关于第二，刘勰和王充似乎相反，实则相成；有了前者的动机，才有后者所说的效果。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正是为了誉人增美，使闻者快意，毁人增恶，使听者惬心，才能够『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存心要把一个人说得更好一点，所以就用艺术夸张的手法）』。倘使作者的情感和感觉不真实，不深刻，纵使誉人增其美，闻者也不会快其意；纵使毁人益其恶，听者也不会惬于心了。这不尽是语言技巧的问题。」（《河北日报》，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
又《夸饰篇后记》中：「刘知几的『望表而知里』。──《史通》的第二十一篇是《浮词》，它的内容有关于艺术夸张。刘知几在这一篇里说：『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时时带着褒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这样论史，就很近于《夸饰》篇的论文：『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而刘知几说得更完全些，因为刘勰只提到了褒，而忘记了贬。
「刘知几在作上面那一结论以前，曾举出了史书上的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是《史记酷吏传》写郅都说：匈奴人都怕郅都，扎个草人，说是郅都，用箭来射，也射不中。刘知几认为这是《史记》的夸张地方。但是他认为史家可以这样写。他不象王充那样死板地求真。」
大圣所录，以垂宪章〔一〕。孟轲所云〔二〕，「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三〕。
〔一〕 「宪章」，谓法制。《晋书张华传》：「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
〔二〕 《校证》：「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梅本、凌本、梅六次本、锺本、梁本、日本刊本、王谟本、张松孙本，无『所』字。冯本、汪本、畲本、张之象本、两京本、《四库》本无『云』字。王惟俭本『云』作『谓』。」按元刻本无「云」字。何义门校于「云」字上加「所」字。
宋范温《诗眼》：「激昂之言，孟子所谓『不以文害意，不以辞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见一时之意。」（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激昂之言即夸饰之词。
〔三〕 《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赵岐注：「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焦循《正义》：「辞谓篇章也。」又以为：「《诗》之文章，即辞之文采也。」二句意谓解说《诗经》的人不要因为表面的文采修饰而妨害对整个辞句的理解，也不要因为某些辞句而妨害对作者用意的理解。
以上为第一段，从事理本身以及《诗》《书》运用夸饰的传统经验说明夸饰在文学创作中的必要性。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一〕。相如凭风〔二〕，诡滥愈甚〔三〕。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四〕；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俱获〔五〕。
〔一〕 黄注：「《（文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注：『宋玉、景差，楚大夫。』」景差作品大都亡佚。
范注：「扬雄《法言吾子》篇：『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屈原，诗人之赋也，尚存比兴之义；宋玉以下，辞人之赋也，则夸饰弥盛矣。」
《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校注》：「《文选》皇甫谧《三都赋序》：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
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