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位亦累句而成。然句无定方，或长或短，长有逾于十，如陆机《文赋》云：『
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犹翔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下句皆十一字也。）短有极于二，如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云：『翼乎，若鸿毛之顺风；沛乎，若巨鳞之纵壑。』（上句皆两字也。）在于其内，固无待称矣（谓十字已下，三字已上，文之常体，故不待称也）；然句既有异，声亦互舛，句长声弥缓，句短声弥促，施于文笔，须参用焉（杂文笔等皆句字或长或短，须参用也。其若诗、赞、颂、铭，句字有限者，非也）。就而品之，七言已去，伤于大缓，三言已还，失于至促；惟可以间其文势，时时有之。至于四言，最为平正，词章之内，在用宜多，凡所结言，必据之为述。至若随之于文，合带而以相参，则五言、六言，又其次也。至如欲其安稳，须凭讽读，事归临断，难用辞穷（言欲安施字句，须读而验之，在临时断定，不可预言者也）。然大略而论，忌在于频繁，务遵于变化（若置四言、五言、六言等体，不得频繁，须变而参用也）。假令一对之语，四句而成（笔皆四句合成一对），使用四言，以居其半，其余二句，杂用五言、六言等（谓一对语内，二句用四言，余二句或用五言、六言、七言是也），或经一对、两对已后，乃须全用四言（若一对四句，并全用四言也），既用四言，又更施其杂体（还谓上下对内，四言与五言等参用也），循环反复，务归通利。然『之』、『于』、『而』、『以』，间句常频，对有之，读则非便，能相回避，则文势调矣（谓「而」、「以」、「之」、「于」等间成句者，不可频，对体同）。其七言、三言等，须看体之将变，势之相宜，随而安之，令其抑扬得所。然施诸文体，互有不同：文之大者，得容于句长（
若碑、志、论、檄、赋、诔等，文体大者，得容六言已上者多），文之小者，宁取于句促（若表、启等，文体法小，宁使四言已上者多也）。何则？附体立辞，势宜然也。细而推之，开发端绪，写送文势，则六言、七言之功也；泛叙事由，平调声律，四言、五言之能也；体物写状，抑扬情理，三言之要也。虽文或变通，不可专据（谓有任人意改变，不必尽依此等状），叙其大抵，实在于兹。其八言九言二言等，时有所值，可得施之，其在用至少，不复委载也。」
黄春贵：「遍照金刚论句中字数，据自彦和，惟分析更臻细致耳。」
《札记》：「七论句中字数。此篇言句中字数，兼文笔二者言之。无韵之文，句中字数，盖无一定，彦和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案「格」为「裕」之误）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此谓无韵之文，以四字六字为适中（密而不促，裕而非缓，即谓得缓急之中，变以三五，但为权节，则四字六字为合中明矣……）。盖犹拘于当时文体，其实句中字数，长短无恒，特古人文章即是言语，若遇句中字多，无害中加稽止，观前所引《诗大雅》、《左传》文而可明也。至后世之文，则造句不宜过长，……自四六体成，反之者变为古文，有意参差其句法，于是句度之长，有古所未有者，此又不足以讥四六也。……夫文之句读，随乎语言，或长或短，取其适于声气，拘执四六者固非，有意为长句者亦未足范也。」
王易《修辞学》本论第一章第九节《口调》：「如但照章句法，由修饰方面观之，必有不满，即所谓口调不顺是也。欲救斯弊，或变更意义上之句读，或在同一句读内增加语音之数，是即句读法也。如六朝通行四六文，即句读法之一种。故《文心雕龙》云：『
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裕）而非缓』，即所以说明修辞法应用音调之原理也。
「句读法乃应用形式美之两面，即适应于统一及变化，均整之音数，或使其长短参差。《文心雕龙》又云：『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
朱星：「以四字六字为正，三字五字为变，实是指当时流行的骈体文，正是四字六字为主，以三字句五字句的散联作穿插。四字六字都是成双字的句，适合对偶。三言五言是不成双字的句。……骈文取其双，诗歌取其单。五言七言后起而转盛，原因是五七言乃从四六言发展而来，具有双单兼有之妙。」
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一〕，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二〕。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七〕，两体之篇〔八〕，成于西汉〔九〕。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一○〕。
〔一〕 《明诗》篇：「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
《文章流别论》：「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札记》：「此彦和说所本。《诗》疏则云：句者联字以为言，则一字不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