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八病云者，在当时已不必绝对的避忌。」
《校释》：「和、韵之理，舍人谓和难而韵易。盖和者，一句之中，平仄有相间相重之美也。韵者，各句之末，同用一韵之字也。用韵者，一韵既定，余句从之，如首韵用东，则余句自可用同、从、童、红等字，虽无韵书，而口吻易调，故曰易也。至于平仄相间，变化甚多，齐梁之际，四声始分，韵书未定，作者每苦不能分别，故曰难也。」
郭绍虞《蜂腰鹤膝解》：「刘氏《声律》一篇，有讲四声的地方，所以说『韵气一定』，所以说『作韵甚易』。实则刘氏此文，主恉并不在是。他通篇所述毕竟还重在求和方面。他是以『声有飞沈』去说明八病中的前四病的；而『响有双迭』之语，则是用来解释八病中之后四病的。正因『声有飞沈』，所以可说『和体抑扬』。不有飞沈之声，那来抑扬之和？其实这正是沈约『轻重悉异』说的发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
又：「作家所注意的只在去病，理论家所注意的则在求和。求和的方法一时虽不能逐条举出，但只须注意抑扬两个字，自会达到求和的目的。这就是刘勰比沈约更高一着之处。此后发明平仄的抑扬律，就是朝这条路线进行所获得的成就。于是，很自然地从永明体演进为律体了。律体既规定了求和之法，也自然简化而易于奉行了。」
王力《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同声相应谓之韵』，韵就是韵脚，是在同一位置上同一元音的重复，这就形成声音的回环，产生音乐美。但是刘勰所强调的不是这一句，而是『异音相从谓之和』。所以他跟着就说：『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这就是说，同声相应是容易做到的，异音相从是难做到的。这和《丽辞》篇所论『反对为优，正对为劣』的道理是相通的。依一般的见解，异音相从应该是不和。现在说异音相从正是为了和，这也和《丽辞》篇所说的『理殊趣合』是同一个道理，音乐上的旋律，既有同声相应，也有异音相从。假如只有同声相应，没有异音相从，那就变为单调了。
「什么是『异音相从谓之和』呢？范文澜同志认为是『
指句内双声迭韵及平仄之和调』（《文心雕龙注》第五五九页），这是对的。所谓『八病』，虽然旧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就是避同求异，如双声的字不能同在一句（连绵字不在此例），句中的字不能跟韵脚的字迭韵，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一声调，等等。《
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夫五色相宣，……始可言文。』沈约在这里也是特别强调了『殊异』的作用。
「律诗的平仄格式是逐渐形成的，而平仄的讲究主要还是求其『异音相从』。一句之中，平仄交替成为节奏，这是异；一联之中，出句的平仄和对句的平仄相反，这又是异。后联和前联相黏（
第三句与第二句平仄相同，等等），似乎是为了求同，实际上还是为了求异，因为失黏的结果，是前后两联的平仄雷同。」（《文艺报》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朱星：「韵是同声相应，和是异音相从，也就是说：『
韵』是相同的和谐律，『和』是相反的和谐律。『韵』在句末，『和』在句中。『韵』即押韵，『和』即平仄。平仄要求相反对立。平仄相对，又分本句对立与二句对立。本句对立，即平平仄仄，二句对立即上句用平平仄仄，下句用仄仄平平。二字为一节奏，所以二字同平或同仄。用韵有定，指用韵处及押韵字，所以『余声易遣』。至于和体是平仄抑扬，所以是难于安排得很合适。」
「遗响难契」，《校释》：「平仄以相间相重为美，苟一句之中，平声太多，或两句之中，平仄不协，则诵之不能谐适。此事必在四声既定之后，古人不知也。例如古诗：『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同心五字皆平也。《子虚赋》：『岑崟参差，日月蔽亏，罢池陂阤，下属江河。』『岑崟参差』、『罢池陂阤』八字皆平也。其平仄不协者，尤不胜枚举。」
饶宗颐《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至其《声律》篇……揭出『和』与『韵』二大法则。实则二者之分，正为华梵论音不同之处。慧皎《高僧传经师论》云：『东土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语可互证。故知彼所谓『和』，乃运用梵赞转声之法，以论汉土诗歌之音律。印度声明之诵法，所谓『呗匿』（bhanaka）唱时音义悠扬曲折以取态。刘氏云『和体抑扬』，即由梵唱体会而出。设非会通华梵，识其大体，乌能为此论乎？」（见《文心雕龙研究专号》）
按：「韵气一定」，押韵有一定的规则，比较容易。「
和体抑扬」，所以「选和至难」，如何选用飞沈的字调，使它声音调和，要靠「内听」，是很难的。但是到了唐朝，还是根据「辘轳交往」的原则，逐步形成音调和谐的律诗。
属笔易巧，选和至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