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携所作谒南丰，因留款语。适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后山为之，成数百言。南丰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后山请改窜。南丰取笔抹数处，每抹处连一两行，凡削去一二百字。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全。因叹服，遂以为法。」
魏凝叔《日录论文》：「东房言：『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删。』此可谓学简之法。然句中删字，篇中删句，集中删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能于将作时删意，未作时删题，便省却多少笔墨。能删题，乃真简矣。」
《吕氏春秋贵公》：「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
《史通点烦》：「《孔子家语》曰：『鲁公索氏将祭而忘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门人问曰：「昔公索氏忘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右除二十四字。」按指「昔公索氏」至「如期而亡」二十四字。
〔三〕 「意」字，范注引铃木：「《玉海》、嘉靖本、王本、冈本并作『义』。」
《世说新语文学》：「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四〕 洪迈《容斋随笔》：「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朴赡可喜。」（见「文章繁省各有当」条）李笠《中国文学述评》：「今案班书言『从大将军』而不言『获王』，则功绩不明；言封王而不言户，则禄养缺如。非惟文情有损，实于史迹多晦矣。」
陈骙《文则》上：「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读者疑有阙焉，非简也，疏也。《春秋》书曰：『陨石于宋五。』《公羊传》曰：『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公羊》之义，……是简之难也。」
〔五〕 魏际瑞《伯子论文》：「文章烦简，非因字句多寡，篇幅长短。若庸絮懈蔓，一句亦谓之烦；切到精详，连篇亦谓之简。」（《
文学津梁》本）
杨明照《炼意和炼辞》：「文章的繁略本由内容来决定，该繁则繁，该简则简。……假如只是单纯地为了删、敷而不顾及其内容，势必导致『字删而意阙』和『辞敷而言重』的不良后果。举例说吧，柳宗元的《段太尉遗事状》当中最精采的一个片断是：『（郭）晞一营大噪，……吾戴吾头来矣。』这是多么紧张的场面；段秀实的英勇机智，作者描述得异常出色。『吾戴吾头来矣』句，尤能传出段秀实既顽强又从容的神态。就拿炼辞来要求，已经满够『字不得减』的标准了。可是宋祁把它采入《新唐书》本传，只作『吾戴头来矣』。重文虽省，语意却不醒豁。难怪邵博要加以指责：『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见《闻见后录》卷一四）这几句评语，大可作为『字删而意阙』的注脚。至于『
辞敷而言重』的事例，《史通》言之甚详。除《叙事》、《烦省》两篇一再论述外，另有《点烦》篇举例示范。」
范注：「裁字之义，兼增删二者言之，非专指删减也。此节极论繁略之本原，明白不可复加。」
《斟诠》：「此节论辞之裁法，分删与敷两橛言之，如何使其字删而意留，辞敷而言殊，此固系于作者之才思，而揆事配辞，准体实限，亦有术存焉。」
《文镜秘府论定位》篇：「故自于首句，迄于终篇，科位虽分，文体终合。理贵于圆备，言资于顺序，使上下符契，先后弥缝（上科与下科，事相成合，如符契然；科之先后，皆相弥缝，以合其理也），择言者不觉其孤（言皆符合不孤），寻理者不见其隙（
隙，孔也。理相弥合，故无孔也），始其宏耳。又文之大者，藉引而申之（文体大者，须依其事理，引之使长，又申明之，便成繁富也）；文之小者，在限而合之（文体小者，亦依事理，豫定其位，促合其理，使归约也）。申之则繁，合之则约。善申者，虽繁不得而减（言虽繁多，皆相须而成义，不得减之令少也）；善合者，虽约不得而增（言虽简少，义并周足，不可谓之使多）。合而遗其理（谓合之伤于疏略，漏其正理也），疏秽之起，实在于兹（理不足，故体必疏。义相越，故文成秽也）。皆在于义得理通，理相称惬故也。若使申而越其义（谓申之乃虚相依托，越于本义也），此固文人所宜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