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纪》元狩六年诏所谓『稽诸往古，制宜于今』二句，词异而义同也。……『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彦和固不教人专事效古也。」
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萧统在《文选序》中也提出了类似『通变』的学说。『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这是说艺术形式与艺术手法是随着时代发展的，向美的方向发展的。于此不能有保守观点，这等于说的『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望今制奇』。」（《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袁宏道《雪涛阁集序》（锺伯敬增定本《袁中郎全集》卷一）：「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是故草木之无情也，而红鹤翎，不能不改观于左紫溪绯。惟识时之士，为能堤其隤而通其所必变。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
「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至苏、李述别及《十九》等篇，骚之音节体致皆变矣，然不谓之真骚不可也。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
郭绍虞、王文生《文心雕龙再议》：「关于继承与革新，在对待文艺传统，处理古与今的关系上，刘勰以『通变』来表述二者的正确关系，既反对『循环相因』，又反对『近附而远疏』；主张有所继承，又有所革新。如果只有继承而无革新，则文学无所发展；如果只讲革新而无继承，则文学必然流于贫乏。『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只有二者互相补充，纔能『日新其业』，使文学创作产生出新作品，创造出新成就，继承与革新，古与今两个方面不能偏废，但也不容等量齐观。在刘勰看来，『今』是出发点，是主要的一面，所以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所以要『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总的说来，刘勰用『通变』对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古与今的关系，作了概括的说明，包含着辩证法的思想。」（《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定势 第三十
《文镜秘府论论对属》：「然文无定势，体有变通。」
《札记》：「吾尝取刘舍人之言审思而熟察之矣。彼标其篇曰《
定势》，而篇中所言，则皆言势之无定也。其开宗也，曰『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明势不自成，随体而成也。……又曰循体成势，因变立功，明文势无定，不可执一也。举桓谭以下诸子之言，明拘固者之有所谢短也。终讥近代辞人以效奇取势，明文势随体变迁，苟以效奇为能，是使体束于势，势虽若奇，而体因之弊，不可为训也。《赞》曰『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明物不能有末而无本，末又必自本生也。凡若此者，一言蔽之曰：体势相须而已。」下面解释「势」说：「
『势』当为『槷』，『槷』者『臬』之假借。」把「势」当成古代插在地上测日影的标杆。「以其端正有法度，则引申为法度之称。」又说：「言气势者，原于用臬之辨趋向。」「文之有势，盖兼二者之义而用之（即指法度和气势）。」
范注：「此篇与《体性》篇参阅，始悟定势之旨。所谓势者，既非故作慷慨，叫嚣示雄，亦非强事低回，舒缓取姿；文各有体，即体成势，章表奏议，不得杂以嘲弄，符册檄移，不得空谈风月，即所谓势也。……人之才性不同，善此者不必善于彼，……若夫兼解俱通，惟渊乎文者为能，偏才之士，但能郛郭不踰。体势相因，即文非最优，亦可以无大过矣。」又云：「势者，标准也，审察题旨，知当用何种体制作标准。标准既定，则意有取舍，辞有简择，及其成文，止有体而无所谓势也。」似对全篇用意不甚了然于怀。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把「势」解作「标准」，但未加以说明。
《校释》：「统观此篇，论势必因体而异，势备刚柔奇正，又须悦泽，是则所谓势者，姿也，姿势为联语，或称姿态；体势，犹言体态也。」